清凉山
山西之清凉山海拔三千余米，范围二百五十余里，山高林密，寺院林立，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南京之清凉山，无论海拔、范围均不足以与之媲美，但因其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座并不雄伟高峻的钟山余脉，千百年来亦为人称道。
南京之清凉山位于城西汉中门内，原名石头山，因历史上曾依山建城又名石城山；山中有清凉寺，故又称清凉山。清凉寺原为杨吴顺义元年（921）所建之兴教寺。南唐昇元元年（937）改为清凉道场，为后主李煜诵经拜佛之处。寺后建有避暑宫德庆堂，寺傍有掘于保大三年（945）之保大井。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清凉广慧寺从幕府山迁来此地；淳祐十二年（1252）在山巅建有翠微亭，又名暑风亭。明建文四年（1402）重建，改称清凉寺。太平天国军兴，寺庙毁于战火。清末重建，但规模大不如前。抗战时期又遭日军破坏。建国后多次修葺，乃成为南京胜景之一。
山中文化蕴涵极为丰厚，如南唐中主李璟书写的《祭悟空禅师》碑文，后主李煜书写的“德庆堂”榜石刻，但存世不过二百年左右；宋代诗人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七月游此山时已未曾见到原物，仅从清凉寺宝余禅师处得到墨本，陆游在其所作《入蜀记》中叙及此事。又如宋时福建福清人郑侠曾于山中读书，他曾绘有“流民图”献给神宗而遭贬，离任时身无长物，仅存一拂，后人钦其清节，于其读书处建一拂祠以祭，其处“地甚幽深，树木参错，深秋时枫红竹绿，终日无一人至者，所谓城市而山林也”（陈诒绂《石城山志》）。其祠今已不存，但“城市山林”之美誉一直为人称道。再如，明代都御史、湖北黄安人耿定向曾主讲山中之崇正书院，南京有名的焦状元（竑）即其弟子。由明入清的画家龚贤，为“金陵八家”之首，曾结庐于半亩园，并绘有一僧执帚扫叶图悬于楼上，因而“扫叶楼”乃闻名于世。崇正书院与扫叶楼业已修复，希望能为大众共享。清初著名讽刺小说家吴敬梓曾多次来游此山，在其所著的不朽名作《儒林外史》中曾描写此山及附近之乌龙潭的景致、人物，也无一遗存。据《盋山志》所记吴敬梓“殁葬清凉山麓”，但其墓也无处可寻。
至于山之左近，尚有惜阴书院，当年一些学者名流如俞正燮、胡培翚、冯桂芬等都曾执教于此。方苞之教忠祠也建于山麓。山前之乌龙潭，有颜真卿之放生池。明末清初有名的藏书家丁雄飞之藏书处“心太平庵”亦建在乌龙潭。清初极擅中西之学的周榘之“幔亭读书处”亦在此处。《海国图志》作者、湖南人魏源之“小卷阿”别墅亦建在附近。
南京清凉山虽不如山西清凉山为佛教圣地，但也是禅宗南宗五家七宗之一的法眼宗”的发祥地。五代僧人文益（885—958），俗姓鲁，原为浙江余杭人，七岁剃发，二十岁受戒，于宁波习律，去福州、漳州参禅，晚年受中主李璟敬重迎至南京弘法，先居报恩院，后移清凉寺。为救“禅宗”空疏之敝，他主张多读书以求“圆融”悟禅，圆寂后被谥为“大法眼禅师”，乃成为法眼宗的开山祖师。此宗在宋初一度盛行，后渐衰落。但其再传弟子延寿曾收有三十六位高丽僧人学法，此宗乃传入朝鲜。
山中小九华寺香火很盛，尤其在农历七月盂兰盆会前后。据《金陵岁时记·地藏蓬》云，地藏菩萨“俗家姓金，名乔觉”，在“唐高宗永徽四年”于安徽九华山“端坐山头，凡七十五载，元（玄）宗开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夜成道，在世九十有九。肃宗至德二年七月三十日，显圣金陵之清凉山，俗名曰小九华”。又据《金陵待征录》，该“寺据山巅，殿之四面各塑佛相，异于他寺佛座之制。……中奉地藏画相，旁奉十殿阎罗画相”。南京大街小巷所举办之盂兰盆会，最后一天必将供品送至清凉山小九华寺地藏王相前，诵经礼佛方始结束。正因为清凉山中有如此繁盛的佛事活动，明人葛寅亮在《金陵梵刹志》中将“清凉寺”列入三十二“中刹”之列，该书“大刹”仅有灵谷、天界、报恩三寺，其后有五“次大刹”，再后就是“中刹”，至于“小刹”则有一百二十八，另有无名“小刹”一百余所。由此亦可见清凉寺在南京梵刹中之地位。
综而言之，在历史上清凉山周围既有书院又有藏书楼，不少学者文人、高僧大德卜居于此，或讲学或著述或弘法，文化气氛十分浓郁，积淀的文化底蕴也极其丰厚。如今鼓楼区高校之多，人才之众，文风之盛也为全市之冠，由来久矣。
二
正因为清凉山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不仅历来南京史志中有所叙及，如民国年间的《首都志》，为先师王焕镳所编纂，在卷四“山陵下”之“城西诸山”中亦有“石头山”之介绍。但一般志书限于体例，大都叙述简明，而有关清凉山之专志则可详说。目前所知有关清凉山之专志有四种，即丁雄飞之《清凉山志》、周榘之《清凉小志》、顾云之《盋山志》和陈诒绂之《石城山志》。可惜丁、周二氏之作今已不得见。
丁雄飞，明末清初江浦（南京）人，其父丁明登喜藏书，雄飞除继承乃父藏书外，又能亲自搜罗收购，藏于乌龙潭上之“心太平庵”中。他与南京另一位藏书家“千顷斋”主人黄虞稷为忘年交，还结成相互借阅图书、探讨学问的“古欢社”，立有为后人称道的社约，有“借书不得逾半月”、“还书不得托人转致”等条款。丁氏生平著述甚丰，有关南京的志书也有多种，有《乌龙潭志》、《清凉山志》、《珍珠泉志》等，可惜大都散佚不可见。
周榘，上元（今南京）人，住在乌龙潭附近，字幔亭，所居有额，题有“周幔亭先生读书处”。他不但善诗工书，而且潜心于科学技术，“能以拳木造天球，以尺绡画江河万里”，还懂得“华严字母法”，被时人称为“振奇人”，著作甚丰，有《阙里小志》、《清凉山志》等，但也散佚。《金陵通传》、《盋山志》均有其小传。《金陵待征录》“卷之十志物”中有“清凉散”条目，云：“周榘撰，未刊稿本也，一名《清凉小志》。”在称引周志序言数语后，金鳌又云：“此书不久必佚，录之俾人思幔亭笔墨。”在该书“卷一之志地”之“清凉山”条目中，金氏又云：“所采多据周幔亭榘《小志》，志无刻本。”《待征录》金鳌自序作于“甲辰二月”，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可见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前，周志尚存，今已不得见。
今日可以见及书者有顾云之《盋山志》。顾氏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京本土人。同光年间，全椒薛慰农（字时雨）主讲惜阴书院，顾云从其学，并与同门共建“薛庐”于乌龙潭畔，同“居山中数载”研讨学问。时雨乃命众弟子“相与志之”，诸同门或“物故”或“有四方之役”而不能为，顾云乃秉承师命执笔成书（《盋山志·例言》），今有盋山精舍光绪九年（1883）刊本。该志分五门八卷：形胜、祠庙、园墅、人物（上、中、下）、艺文（上、下），所志范围即清凉山四周。所谓“盋山者，又石头山之一干，而支于钟山焉。（《盋山志·引》）”
笔者曾多次检阅顾志，乃因薛时雨与吴敬梓同为全椒人，特别是薛氏曾“笺注”过《儒林外史》，并曾“集资刊行”（见《全椒志·流寓·金和传》），可惜薛时雨注本经多方寻求亦未得见，上世纪七十年初，笔者曾去全椒寻到薛氏后人，为一中学教师，对其先人事迹也不甚了了。因为多次翻检，颇觉顾氏下笔慎重，力求“事必有征”，如有异说则予列出，如卷四“吴敬梓”条，记吴敬梓“殁葬清凉山麓，或曰在凤台门”，二说并存。关于吴敬梓“殁葬”清凉山一事，数年前笔者应邀与几位热心人踏遍清凉山头，未曾寻到任何踪迹；近年亦有吴敬梓后人自全椒来寻，也无结果。但有一位在清凉山公园工作多年的同志一再电告我，他曾亲见吴敬梓墓碑，但却又不肯出示实证。既无实证，顾志又列出另一说，此事只能存疑，待诸来日有新的发现再做结论。不过，从这一点亦可见顾云之慎审态度。
顾志刊刻三十余年后又有陈诒绂之《石城山志》出。此志有李详作于“戊午端阳后一日”及可园老人作于“丁巳冬至日”两篇序言。“丁巳”为1917年，“戊午”为1918年。李详（1859—1931）字审言，是扬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曾任过江楚编译局总纂、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等，生平著述甚丰，其后人辑录有《李审言文集》行世。可园即陈作霖（1837—1920），为陈诒绂之父，是南京著名的学者，于乡邦文献的搜集、编纂贡献良多，最著者如《金陵通传》、《金陵通纪》、《金陵琐志》等；乃子诒绂“学步邯郸”，除撰有《钟南淮北区域志》外，又“以顾氏《盋山志》为张本，略者使详，散者使整”（《石城山志·引言》）。在乃父指导下成《石城山志》一书，可园老人在《序》中明言“父述子作，仍为一家之言”。但此志实为补顾志而为，以一帧“石城诸山图”冠于卷首，其后分“山北路”、“山南路”、“山东路”分述，全书不过数千字而已。由此观之，有关清凉山之志志，当以顾氏《盋山志》最为详备，也最受学人之重视。顾、陈二志之后，近百年无有续之者。
三
苏君克勤近日持其所著《南京清凉山》书稿来舍间，请笔者为之作序。昔贤有言“人之患”不仅在“好为人师”，亦在“好为人作序”。何其不幸，不佞二患兼有，但“为人师”乃由组织分派，不能自主，以致罹此“患”整整五十年；而“为人作序”，虽一再声明不作此勾当，但也有不得不为之者，也可说是自己“贾祸”，而不得不为之者有两类著作：一是弟子的著作，二是有关桑梓的著作。第一类的著作较多，大多是由学位论文发展而成专著，弟子求序，忝为导师，责无旁贷，诸如胡金望教授之《阮大铖研究》、李延年教授之《<歧路灯>研究》、吴秀华教授之《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高小康教授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徐定宝教授之《凌濛初研究》、方晓红教授之《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乔光辉教授之《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吴波教授之《<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周玉波编审之《明代民歌研究》、张则桐副教授之《张岱探稿》，等等，他们的专著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和黄山书社等出版社出版。我所写的序言还有数篇先行在《长江学术》、《中国文学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无论出版社或刊物的编辑对不佞所写的序言均无异议，但也有一位自以为是的编辑坚持序只能评书，不能言及作者及有关内容，将“序”与“书评”等同起来。这种见解，与鲁迅所言“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正确主张完全相背，只能置之不理。
对于第二类著作即有关桑梓的学术著作，有请不佞作序者，也勉力为之，乃因“惟桑与梓，必恭敬止。”（《诗·小雅》），乡邦之情，人皆有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可园老人曾孙、陈诒绂之孙陈鸣钟先生拟将历代南京学人事迹汇为一编，以理清南京学术发展的脉络。鸣钟先生的志愿得到南京市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南京市社联何开庸、邬醒倩两位同志来舍间相约，特别是邬醒倩同志多次前来交谈，约定去淮海路鸣钟先生府上（可园老人之可园却在安品街20号）研究相关事宜。经过几年的努力，先行编出《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但鸣钟先生未及见其书出版已归道山，确为憾事。不过，南京市有关部门仍组织有关学者继续鸣钟先生未竟事业。2002年春，南京社会科学院邀约一些学者座谈，拟继续编写南京学术人物传，周直院长一再请我承担“明代”卷的主编，当时因公私鞅掌，不能兼顾，乃推荐沈君新林承担。清样出来后，周院长仍请我任主编，我因未有贡献，不能挂名，退而请我为序，乃因“事涉桑梓，敢不命笔”（序）。此序也先行在刊物上发表。
苏君之《南京清凉山》一书同样引发笔者桑梓之情，尤其是笔者于1964年从江苏师范学院（今改为苏州大学）调回南京工作以来，一直住在清凉山附近，至今已整整四十五年，长年在山中散步，有着浓厚的清凉情结，上述为诸弟子著作所写序言，大都标明“作于清凉山下”；自己出版的著作中，前言后记中注明“作于清凉山下”者也近二十部。论文自选集即题名《清凉文集》，批评的《儒林外史》也名之曰《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还写过三数篇有关清凉山的散文随笔。苏君前来约请为序，又岂能拒之？苏君书稿中举凡清凉山之形胜、楼馆、园墅、寺观、人文……均有所叙及，无异是顾、陈二志之后的新时代的一部《清凉山志》。虽然对该书的具体评价要在出版后由读者和专家作出，但以苏君著作之丰、用力之勤，可以觇知此书必可在弘扬清凉山文化底蕴方面作出贡献。
特别要说明的是，苏君本为中州人氏，除撰写有《彭雪枫全传》（曾获河南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项羽虞姬传奇》等作品外，更关注南京的文化事业，多年辛勤搜集、整理、写成《南京名人旧居》一厚册，令人刮目。而苏君的这些成绩又与鼓楼区的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犹记2007年7月间，该区建设局徐副局长与文化局张局长通过我校组织部找到舍间，说奉沈区长之命前来探访，邀约我参加鼓楼区的文化事业活动，乃先后出席了有关乌龙潭和四望山文化建设两次座谈会，就是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得与苏君相识。2008年12月，市、区有关部门在崇正书院召开了“清凉山文化与南京”首届论坛，不佞也应邀出席。此会之后至今不过八、九个月，苏君即撰成《南京清凉山》一稿，可见苏君此作适应了市、区加强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自有其意义。为此，乃应苏君之请，略写数语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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