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视角下的三农》

      陈文胜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李昌平序： 三农的问题在于不能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

      几个月前，陈文胜离开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到了湖南省社科院，这说明陈文胜不仅了解农民、农村、农业，敏感“三农”圈子的人和话语，还有研究三农问题的能力。最近两年，在“三农”圈子，出现了陈文胜这样的一批人，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坏就坏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走下去。不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就会有“问题”。今天的“三农”，完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发展了。有一批像陈文胜这样的一线工作者，参与到三农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来，也许会避免很多的错误。

      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时候，城市的朋友要求给村民修厕所。厕所修了，城市的朋友很高兴，觉得特有成就感——村民终于有厕所可以上了，不必提着裤子跑到地里方便了，这样也雅观多了，文明多了。城市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但村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了。譬如：好臭！好多的蛆，恶心死了；厕所里生长出了好多的蚊虫，上厕所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厕所的尿和粪便怎么送到山上的地里去呢？狗也不得不改变吃屎的本性了，狗的“粮食安全”也成了问题。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是村民不能废除这个厕所，因为，厕所代表了现代性、先进性、代表文明等等，废除了的话，村民会担心城市的朋友不高兴，再不给他们提供帮助了。

      再有一个故事：有美国朋友去一个本来男女社会性别很和谐的拉祜族乡去扶贫，但他们很早就听说中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传统，以为拉祜族地区重男轻女的问题更严重，于是设计了一个项目——将全乡小学毕业的女孩全部集中送到县上读书。这个项目感动过好多的人，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几年下来，不仅初中毕业的女孩子偷偷地跑到了相对发达的地区，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女孩也有跟着偷跑的。引申的问题就更多了，譬如：十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绝大多数当婚的男孩子找不到媳妇了；婚姻没有了，拉祜族以婚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和财产制度、权力结构都没有了根基；男人感觉不到尊严，喝酒、打架、不愿意劳动、乱性、不负责任、轻生厌世等等，原有的和谐秩序没有了；男人们不仅警惕和仇视每一个外来的人，也时时刻刻担心和防范再有女孩和妇女跑掉，传统的男女社会性别和谐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那些“偷跑”的女孩的父母和家人，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是自愿跑的还是被拐骗了，这些家庭不知要经历多少年的痛苦等待，才知道自己孩子的音信和命运，也许有很多的人会永远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上述的两个故事，说明好心办好事，也会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庆幸这几年的扶贫经历，让我受到了这些难得的教训。

      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些进了城的人，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是农村人的救世主，用尽智慧，帮助政府制定了很多的与三农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可什么时候会觉得这些“政策和法规”会有问题呢？回过头来看过去，就有不少政策和法规，是为了保证工业化优先和城市化优先，就更难免不造成问题了。例如：有大学者说：土地承包要5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当然，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农民有权、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所以就出台了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和《土地承包法》。大学者们肯定不会觉得这样好的政策和法律有什么问题，农民都会感激的。我发现，在贵州的好多贫困地区，有25%的人没有土地，靠佃进了城市的老师、干部、商人的地种，每亩要交纳300斤的租子，比解放前的地主收的租还高！这些地方，25%的人进城了，成为了干部、老师、商人，不是村民了，不是村集体的一员了，但他们是村里的地主，而村里的水系坏了，他们不参与修，村里要搞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大家分摊，他们不让搞，造成乡村社会越来越不和谐；有些交不起地主租子的人，不得不砍树开荒，在石头缝里刨食，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山清水秀的农村不再；更为严重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过去人造梯田及其水系受到破坏，结果是土地越来越贫瘠，农业生产力越来越低了。相信出现的上述问题，一定不是“大学者”的本意。

      说句实在的话，类似于《土地承包法》这样的法规和政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知出台了多少，少说也有数十个。这些政策和法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带来了多少个新问题，这是值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们认真思考的！

      也许，“精英”人的生活逻辑一般只是在城市的生活逻辑，“精英”人的理性往往也只是在城市生活的理性。如果“精英”人以自己生活的逻辑，去规范农村人的生活；以自己城市生活的理性，去规范农村人的理性。这也许就在无意识下埋下了三农问题的根源。

      尽管我不全部赞同陈文胜对三农学界的有些评说，也不全部认同他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观点，但陈文胜的声音是值得认真倾听的，因为他的声音中带有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气息；陈文胜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的思考，是站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客观反应。读陈文胜的书，也许能带给读者更多的反思。

                                                                                                                                     2006年5月1日于徐水
 

      作者后记

      我出生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大山沟里，祖祖辈辈都是朴实的农民。叮咚的山泉，陶冶了我的情怀；憨厚的风俗，哺育了我的品德。我虽曾听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谚语，却更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

      一方面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兄弟都在农村，特别是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乡镇干部，特别是当上了镇长和镇党委书记以后，尽管我在励精图治：连续三年镇党委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扶助特困户的意见”、每年帮助了300多户特困户，把历经12年不断停工的镇中心中学建成竣工，把镇内的三条主干道全部进行了柏油改造和水泥硬化，兴建了高标准的敬老院，可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特别是农民需要的帮助太多，而乡镇的财力太少！农民有80%的愿望乡镇根本就无法满足，乡镇的工作有80%不为农民所欢迎，有80%的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更为严重的是，乡镇干部的工资都得不到保障，怎么能够真正地帮助农民服务农民呢？

      感谢互联网，使我有机会拜读了很多三农专家的论文。当我看到很多学者和官员把三农问题归咎于乡镇时，我开始在网上不断地发出不平之鸣！我感到，作为三农第一线的具体实践者，应该有责任向社会揭示问题的真相。我深知自己的理论素质不是很高，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对三农学界的一些评论，虽然是代表基层实践与理论前沿进行对话的一种声音，却难免东施效颦。因为实践是不规则的，而理论是规范的，以不规则的实践来评价规范的理论，肯定会贻笑大方。尤其是因此而开罪学界高人甚至引发误解和纠纷，在此深表歉意！

      本书内容大多是我调入湖南省社科院之前在乡镇工作期间所作，且都先发在网上，一些章节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些章节被一些报刊杂志直接在网上下载刊发。值得强调的是，本书的很多文章，凝聚着衡阳县三湖镇全体镇村干部与我在田野上对三农问题进行实践与思考的集体智慧！同时，要感谢三湖镇全体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所作的问卷调查！要感谢《县域经济论坛》卢立等各位网友对我不少文章的修改和指正（其中有些文章就采纳了网友提出的整段修改意见）！要感谢《经济日报》编辑吴永亮先生对本人三农文章的首次约稿及其激励和支持！要感谢《乡镇论坛》徐付群老师、孙晓青编辑、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德喜教授、原《求索》编辑室主任张瑞洁老先生、衡阳县政府办欧阳中球先生等对本书所进行的修正！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学界的引玉之砖，能为基层的共鸣之声。

                                                                                                              陈文胜

                                                                          2006年6月5日1时41分于长沙市德雅村家中

      三农人物志：一个满怀理想的乡镇政权“卫道士”

      ——读陈文胜《乡镇视角下的三农》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一

         

        第一次认识陈文胜，应该是在2001年。

         

        一年前，因为农民负担和计划生育等问题，三湖镇的干部浩浩荡荡集体出动，打伤了数十名农民。县和镇两级领导都受到严厉的处分，湖南省委向全省发出通报批评。

         

        我去了解这个镇的发展，陈文胜刚调到这里担任镇长。

         

        可惜我们没有交谈，但是三湖镇彼时“沧海横流”，能够被县委调至此地，他自然是出类拔萃之才。

         

        二

         

        2004年8月4日，我们第二次见面。

         

        我的老朋友，衡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放生，提出撤销乡政府设乡公所的一套改革方案。我和一位年轻的同事，来到衡阳县，专程探讨求证方案是否可行。

         

        我们举行了一次以乡镇党委书记为主的座谈会，陈文胜来了，他已经成了三湖镇的党委书记。

         

        “刘放生改革的大方向我同意，但是我不同意撤销乡镇政府这个学界和媒体界一边倒的观点。”他一发言，就针锋相对，发挥长期在乡镇工作的优势，用一手丰富的事实，反驳取消乡镇政权的观点。

         

        他认为，乡镇不能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反而要向农民要钱要粮，表象是乡镇财政艰难，关键是乡镇政权的职能被上级政府和部门巧取剥夺，沦为城市汲取农村资源的收费工具。

         

        “现在上下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味成一种经济承包关系，游戏规则由上级制定，乡镇政权是权力最小的包头，但许多承包的职责超出法律职能，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

         

        对于养干部的费用，他作了一个估算：一名乡干部，平均是1万元；一名县干部平均是3万元；一名市干部年平均是6万元…….他认为，国家是用最廉价的成本，维持基层政权的运转。

         

        他思想活跃，认为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应该由农村党员、农民直选产生。“干部委任制致使上层把层层压力转移到乡镇政府，通过‘直选’断奶后，乡镇政府才真正可能对农民负责。”

         

        “没有基层的民主，就没有国家的民主。如果组织提名参与竞选的乡镇领导候选人落选了，就说明人选有问题。有县级政权的存在，即使有不少的乡镇领导候选人落选了，也不会对国家的稳定产生影响。”

         

        回到长沙不久，我的电子邮箱里就出现了他的两篇发表在各三农学术网站上的文章，《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确保乡镇政权的存在》和《乡镇工作三思》等，后来有一些发表在华中科技大学编辑的《三农中国》书刊上。

         

        “乡镇政府对于加重农民负担等问题的确负有责任，但从本质上来讲，三农问题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与客观现实脱节，所产生的深刻矛盾在社会底层的集中爆发。”

         

        他通过立论和驳论详细阐述他的观点：“乡镇政权是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点，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减震器和防火墙，处于社会矛盾已经尖锐激化后的前沿阵地，自然是首当其冲。而取消乡镇政权就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我推荐其中的一些文章，发表在新华社的刊物上。

         

        在5年来从事三农报道的过程中，我接触了中西部地区很多乡镇党委书记。他们大部分是倾诉基层工作的艰难，有少数则以“向我开炮”的勇气建议撤掉乡镇政府，然而，像他这样试图从制度上找原因，为乡镇政权辩护的人，并且通过网络宣传观点的人，却是第一个。

         

        这样为乡镇干部卖力疾呼，是因为坐在乡党委书记的位置从而利益使然吗？

         

        这只是一个充分并不必要的条件。

         

        他告诉我，在乡政府，晚上基本上就在宿舍上网，查资料，在论坛灌水，还在一个论坛做“总版主”。

         

        他完全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虽然乡镇干部工资经常被欠发，农民的生活艰难，但是乡镇党委书记绝对可以利用掌握的资源，去吃喝玩乐，去带着“炸药包”轰炸领导，然后，升迁到县城一个好的局当局长。

         

        这样的人不少。

         

        而他却是一个满怀理想的乡镇政权“卫道士”。

         

         

        三

         

        然而，他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说的层面。

         

        2005年年初，我又收到了“玉壶”的长篇文章《真实世界的三农实践：在创新中打造新农村》。

         

        “三湖镇位于衡阳县西北，蒸水河贯穿东西，是衡阳县最大的盆地，素称‘衡阳粮仓’。作为衡阳县最早建县的钟舞县治所、东汉重安侯国故城，曾是枭雄吴三桂的定都首选。作为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的故乡，与王船山的‘湘西草堂’相依为邻。作为典型的水稻之乡，曾经使三湖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有过多少的辉煌与荣耀。”

         

        这样深情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工作的地方三湖镇的热爱。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加快，现代化的浪潮强烈地冲击着这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地区，三湖镇的命运在风雨中飘摇。特别是1999年9月，镇政府在收取农民统筹提留和进行计划生育工作时，引发震惊全国的恶性涉农案件，湖南省委以1号文件对“三湖事件”进行了通报批评，9名镇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有3名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成为三湖干部和群众心中难以言说而又挥之去的痛楚。斗转星移，历经沧桑的三湖镇沐浴着中央一号文件的春风。”

         

        在他的总结中，2004年，是三湖镇农民增收近10年来增长最高的一年，历史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最多效果最好的一年。各项开支与往年同比减少了60多万元，其中招待费减少了一半以上，而对农民的紧急救助增加了12万多元。

         

        他向乡镇干部和农民报告了2005年镇党委创造“执政”思路是：1、围绕一个中心：构建和谐社会；2、提高两大能力：公平执政、诚信执政；3、实现三化战略：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现代化。

         

        2005年4月14日，我和同事从长沙再度赶到衡阳县，调查追踪税改后的乡村治理。没有“惊动”县里，我们直奔三湖镇，下午采访了陈文胜和一些村干部，这是我这次采访探讨交流的重要对象。

         

        吃完晚饭，继续采访，结束时天已经黑了，陈文胜执意要送我们，说要带我们看几个地方。车停下来，路边一所学校挂着牌子“三湖镇鼓峰中学”，进入校门，只见宽阔的校园里，立着三栋房子，长长的教学楼里一片宁静照着自习学生的日光灯。据陈文胜说，这是衡阳市的示范中学。

         

        下午接受采访的村支部书记王大信说，鼓峰中学这个烂摊子能够收拾，使三湖人对陈文胜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三湖镇由三个乡镇合并，以前的学生分布三所中学，很多教学楼都是危房。大约十年前，镇党委、镇政府向老百姓集资了100多万元，后来修不下去了，“三湖事件”出来后，更是难以为继，学生上学不方便，民怨沸腾。

         

        “这是我担任党委书记后遇到的第一个挑战。”要把这所学校建起来，总共投资需要600万元。陈文胜通过各种关系到上面“跑钱”，有一次到了上级某部门，找到一个官员说：你们这里有的是钱，倒一口水，就可以把我们淹死。

         

         

         

        他马上想尽种种办法，不仅使历经几任书记之后鼓峰中学顺利建成，而且没有连累到镇财政的正常运转。

         

        车在一个分路口停下来，路口是一个巨碑，介绍三湖这个地方历史悠久，人物辈出，与吴三桂、琼瑶等挂上了勾，但虽然草青牛肥，但很多公益事业做不了，后来在上海的中铁十七局王跃进局长及全镇一万多人募捐支持下，终于硬化了甘泉公路。

         

        背面刻着捐款5000元以上人的名字。

         

        陈文胜告诉我，这块碑文是他撰写的。我看了一下，前面一段很有文采，第二段特别标明在“历届党委书记杨秋兰、镇长陈文胜及书记陈文胜、镇长付仁峰等组织下……”按通常的话说，陈文胜很会来事，这样的宣传也是很好的造势。

         

        他虽然充满理想，但却深谙官场规则。我们有意没跟县里的官员联系，直奔三湖镇，没想到路上就接到宣传部电话，他已经向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及时报告了。

         

        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必要吧。

         

        在去年我们对衡阳县的调查出来后，国家税务局局长作了批示，专门派调查组到衡阳，了解乡镇干部被迫借钱和抵扣工资交税的情况。当地的朋友告诉我，3万字的专辑被复印了不下2000册，一时洛阳纸贵。

         

        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在大会上，公开批评四位与我们座谈的乡镇党委书记不讲政治。事实上，有着丰富“经验”的我，在写稿时为了给这些“消息源”避免麻烦，已经作了充分的考虑和技术处理。

         

        那晚在三湖镇临别时，他告诉我，有一位领导看他办事干练，请他到广东帮助弟弟经营，一月收入一万元，给一台车，一套房。“我没有答应，因为我在三湖镇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个农家子弟的梦想。”

         

        陈文胜发给我的总结并没有吹牛，我们接触到的县、乡、村三级干部与农民都给他不错的评介。有一天我的办公室来了衡阳县的一个朋友，说到三湖镇变化，很是赞扬的口气。

         

        第二天，我采访衡阳县的一些上访农民骨干，他们说起乡镇干部，简直就是天怒人怨。但是自称被认为是县“农民协会”的“参谋长”的刘坤山，却公然在座为他“叫好表功”。

         

        见面时，他就告诉我，为了与全国著名的三农学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他专程跑到武汉和北京登门求教。

         

        这是一个“迷恋”镇党委书记权力，要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一套经世致用之术的人。

         

        四

         

        4月18日，我已回到长沙。晚上，在办公室加班，接到陈文胜的电话。

         

        他告诉我，当天接到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寄来的聘书，聘他为特约研究员，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转过来讲起计划生育的事，他心情不安中夹杂着痛苦。

         

        我们在三湖采访的那天，得知他接到县委书记要求把计划生育搞上去的电话。

         

        他告诉我，三湖镇目前在全县20多个乡镇中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度排倒数第一，有30多位应结扎对象没有落实手术。他实在狠不得心，所以工作落后了。

         

        我们在衡阳县采访时，了解到基层干部和群众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满。然而，从上到下，大家都是在被迫无条件执行政策，被检查发现出问题，层层主要领导都要被连坐式的“一票否决”。

         

        他有那么多的想法和点子，他能够解决教育、公路等方面的“老大难”，却在计划生育政策前束手无策。

         

        记得那晚在三湖镇的路口与我们分手后，他就带着一个干部到责任村去抓计划生育。

         

        这两天，他发动干部动作起来，居然全部完成了结扎任务。很多妇女在外面打工，考虑到在外打工的农民难以承担回家的往返车旅费，他要求村支部书记对她们施加影响，在打工所在地落实结扎手术，然后把结扎证明传真回来。

         

        我很是怀疑传真的真实性。

         

        “一个很困难的家庭，生了两个女孩，第一个不大正常，我们把她送到县医院在手术，她男人在手术室外一直要跟我拼命。我说实在话，我背后流眼泪，最终还是‘让’她逃走了。”

         

        我只能充当“两面人”的复杂角色。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你不是陈文胜，而是组织赋予的角色：三湖镇党委书记。否则，你就会丢失现有的位置，没有机会实现理想。”但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着复杂的感情，特别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有着和农民一样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

         

      这是一个在体制夹缝中矛盾生存、内心不无痛苦失落的人。

      几个月前，陈文胜离开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到了湖南省社科院，这说明陈文胜不仅了解农民、农村、农业，敏感“三农”圈子的人和话语，还有研究三农问题的能力。最近两年，在“三农”圈子，出现了陈文胜这样的一批人，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坏就坏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走下去。不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就会有“问题”。今天的“三农”，完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发展了。有一批像陈文胜这样的一线工作者，参与到三农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来，也许会避免很多的错误。

      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时候，城市的朋友要求给村民修厕所。厕所修了，城市的朋友很高兴，觉得特有成就感——村民终于有厕所可以上了，不必提着裤子跑到地里方便了，这样也雅观多了，文明多了。城市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但村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了。譬如：好臭！好多的蛆，恶心死了；厕所里生长出了好多的蚊虫，上厕所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厕所的尿和粪便怎么送到山上的地里去呢？狗也不得不改变吃屎的本性了，狗的“粮食安全”也成了问题。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是村民不能废除这个厕所，因为，厕所代表了现代性、先进性、代表文明等等，废除了的话，村民会担心城市的朋友不高兴，再不给他们提供帮助了。

      再有一个故事：有美国朋友去一个本来男女社会性别很和谐的拉祜族乡去扶贫，但他们很早就听说中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传统，以为拉祜族地区重男轻女的问题更严重，于是设计了一个项目——将全乡小学毕业的女孩全部集中送到县上读书。这个项目感动过好多的人，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几年下来，不仅初中毕业的女孩子偷偷地跑到了相对发达的地区，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女孩也有跟着偷跑的。引申的问题就更多了，譬如：十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绝大多数当婚的男孩子找不到媳妇了；婚姻没有了，拉祜族以婚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和财产制度、权力结构都没有了根基；男人感觉不到尊严，喝酒、打架、不愿意劳动、乱性、不负责任、轻生厌世等等，原有的和谐秩序没有了；男人们不仅警惕和仇视每一个外来的人，也时时刻刻担心和防范再有女孩和妇女跑掉，传统的男女社会性别和谐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那些“偷跑”的女孩的父母和家人，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是自愿跑的还是被拐骗了，这些家庭不知要经历多少年的痛苦等待，才知道自己孩子的音信和命运，也许有很多的人会永远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上述的两个故事，说明好心办好事，也会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庆幸这几年的扶贫经历，让我受到了这些难得的教训。

      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些进了城的人，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是农村人的救世主，用尽智慧，帮助政府制定了很多的与三农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可什么时候会觉得这些“政策和法规”会有问题呢？回过头来看过去，就有不少政策和法规，是为了保证工业化优先和城市化优先，就更难免不造成问题了。例如：有大学者说：土地承包要5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当然，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农民有权、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所以就出台了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和《土地承包法》。大学者们肯定不会觉得这样好的政策和法律有什么问题，农民都会感激的。我发现，在贵州的好多贫困地区，有25%的人没有土地，靠佃进了城市的老师、干部、商人的地种，每亩要交纳300斤的租子，比解放前的地主收的租还高！这些地方，25%的人进城了，成为了干部、老师、商人，不是村民了，不是村集体的一员了，但他们是村里的地主，而村里的水系坏了，他们不参与修，村里要搞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大家分摊，他们不让搞，造成乡村社会越来越不和谐；有些交不起地主租子的人，不得不砍树开荒，在石头缝里刨食，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山清水秀的农村不再；更为严重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过去人造梯田及其水系受到破坏，结果是土地越来越贫瘠，农业生产力越来越低了。相信出现的上述问题，一定不是“大学者”的本意。

      说句实在的话，类似于《土地承包法》这样的法规和政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知出台了多少，少说也有数十个。这些政策和法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带来了多少个新问题，这是值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们认真思考的！

      也许，“精英”人的生活逻辑一般只是在城市的生活逻辑，“精英”人的理性往往也只是在城市生活的理性。如果“精英”人以自己生活的逻辑，去规范农村人的生活；以自己城市生活的理性，去规范农村人的理性。这也许就在无意识下埋下了三农问题的根源。

      尽管我不全部赞同陈文胜对三农学界的有些评说，也不全部认同他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观点，但陈文胜的声音是值得认真倾听的，因为他的声音中带有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气息；陈文胜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的思考，是站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客观反应。读陈文胜的书，也许能带给读者更多的反思。

                                                                                                                                     2006年5月1日于徐水
 

      作者后记

      我出生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大山沟里，祖祖辈辈都是朴实的农民。叮咚的山泉，陶冶了我的情怀；憨厚的风俗，哺育了我的品德。我虽曾听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谚语，却更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

      一方面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兄弟都在农村，特别是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乡镇干部，特别是当上了镇长和镇党委书记以后，尽管我在励精图治：连续三年镇党委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扶助特困户的意见”、每年帮助了300多户特困户，把历经12年不断停工的镇中心中学建成竣工，把镇内的三条主干道全部进行了柏油改造和水泥硬化，兴建了高标准的敬老院，可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特别是农民需要的帮助太多，而乡镇的财力太少！农民有80%的愿望乡镇根本就无法满足，乡镇的工作有80%不为农民所欢迎，有80%的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更为严重的是，乡镇干部的工资都得不到保障，怎么能够真正地帮助农民服务农民呢？

      感谢互联网，使我有机会拜读了很多三农专家的论文。当我看到很多学者和官员把三农问题归咎于乡镇时，我开始在网上不断地发出不平之鸣！我感到，作为三农第一线的具体实践者，应该有责任向社会揭示问题的真相。我深知自己的理论素质不是很高，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对三农学界的一些评论，虽然是代表基层实践与理论前沿进行对话的一种声音，却难免东施效颦。因为实践是不规则的，而理论是规范的，以不规则的实践来评价规范的理论，肯定会贻笑大方。尤其是因此而开罪学界高人甚至引发误解和纠纷，在此深表歉意！

      本书内容大多是我调入湖南省社科院之前在乡镇工作期间所作，且都先发在网上，一些章节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些章节被一些报刊杂志直接在网上下载刊发。值得强调的是，本书的很多文章，凝聚着衡阳县三湖镇全体镇村干部与我在田野上对三农问题进行实践与思考的集体智慧！同时，要感谢三湖镇全体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所作的问卷调查！要感谢《县域经济论坛》卢立等各位网友对我不少文章的修改和指正（其中有些文章就采纳了网友提出的整段修改意见）！要感谢《经济日报》编辑吴永亮先生对本人三农文章的首次约稿及其激励和支持！要感谢《乡镇论坛》徐付群老师、孙晓青编辑、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德喜教授、原《求索》编辑室主任张瑞洁老先生、衡阳县政府办欧阳中球先生等对本书所进行的修正！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学界的引玉之砖，能为基层的共鸣之声。

                                                                                                              陈文胜

                                                                          2006年6月5日1时41分于长沙市德雅村家中

      三农人物志：一个满怀理想的乡镇政权“卫道士”

      ——读陈文胜《乡镇视角下的三农》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几个月前，陈文胜离开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到了湖南省社科院，这说明陈文胜不仅了解农民、农村、农业，敏感“三农”圈子的人和话语，还有研究三农问题的能力。最近两年，在“三农”圈子，出现了陈文胜这样的一批人，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坏就坏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走下去。不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就会有“问题”。今天的“三农”，完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发展了。有一批像陈文胜这样的一线工作者，参与到三农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来，也许会避免很多的错误。

      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时候，城市的朋友要求给村民修厕所。厕所修了，城市的朋友很高兴，觉得特有成就感——村民终于有厕所可以上了，不必提着裤子跑到地里方便了，这样也雅观多了，文明多了。城市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但村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了。譬如：好臭！好多的蛆，恶心死了；厕所里生长出了好多的蚊虫，上厕所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厕所的尿和粪便怎么送到山上的地里去呢？狗也不得不改变吃屎的本性了，狗的“粮食安全”也成了问题。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是村民不能废除这个厕所，因为，厕所代表了现代性、先进性、代表文明等等，废除了的话，村民会担心城市的朋友不高兴，再不给他们提供帮助了。

      再有一个故事：有美国朋友去一个本来男女社会性别很和谐的拉祜族乡去扶贫，但他们很早就听说中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传统，以为拉祜族地区重男轻女的问题更严重，于是设计了一个项目——将全乡小学毕业的女孩全部集中送到县上读书。这个项目感动过好多的人，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几年下来，不仅初中毕业的女孩子偷偷地跑到了相对发达的地区，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女孩也有跟着偷跑的。引申的问题就更多了，譬如：十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绝大多数当婚的男孩子找不到媳妇了；婚姻没有了，拉祜族以婚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和财产制度、权力结构都没有了根基；男人感觉不到尊严，喝酒、打架、不愿意劳动、乱性、不负责任、轻生厌世等等，原有的和谐秩序没有了；男人们不仅警惕和仇视每一个外来的人，也时时刻刻担心和防范再有女孩和妇女跑掉，传统的男女社会性别和谐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那些“偷跑”的女孩的父母和家人，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是自愿跑的还是被拐骗了，这些家庭不知要经历多少年的痛苦等待，才知道自己孩子的音信和命运，也许有很多的人会永远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上述的两个故事，说明好心办好事，也会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庆幸这几年的扶贫经历，让我受到了这些难得的教训。

      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些进了城的人，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是农村人的救世主，用尽智慧，帮助政府制定了很多的与三农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可什么时候会觉得这些“政策和法规”会有问题呢？回过头来看过去，就有不少政策和法规，是为了保证工业化优先和城市化优先，就更难免不造成问题了。例如：有大学者说：土地承包要5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当然，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农民有权、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所以就出台了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和《土地承包法》。大学者们肯定不会觉得这样好的政策和法律有什么问题，农民都会感激的。我发现，在贵州的好多贫困地区，有25%的人没有土地，靠佃进了城市的老师、干部、商人的地种，每亩要交纳300斤的租子，比解放前的地主收的租还高！这些地方，25%的人进城了，成为了干部、老师、商人，不是村民了，不是村集体的一员了，但他们是村里的地主，而村里的水系坏了，他们不参与修，村里要搞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大家分摊，他们不让搞，造成乡村社会越来越不和谐；有些交不起地主租子的人，不得不砍树开荒，在石头缝里刨食，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山清水秀的农村不再；更为严重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过去人造梯田及其水系受到破坏，结果是土地越来越贫瘠，农业生产力越来越低了。相信出现的上述问题，一定不是“大学者”的本意。

      说句实在的话，类似于《土地承包法》这样的法规和政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知出台了多少，少说也有数十个。这些政策和法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带来了多少个新问题，这是值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们认真思考的！

      也许，“精英”人的生活逻辑一般只是在城市的生活逻辑，“精英”人的理性往往也只是在城市生活的理性。如果“精英”人以自己生活的逻辑，去规范农村人的生活；以自己城市生活的理性，去规范农村人的理性。这也许就在无意识下埋下了三农问题的根源。

      尽管我不全部赞同陈文胜对三农学界的有些评说，也不全部认同他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观点，但陈文胜的声音是值得认真倾听的，因为他的声音中带有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气息；陈文胜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的思考，是站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客观反应。读陈文胜的书，也许能带给读者更多的反思。

                                                                                                                                     2006年5月1日于徐水
 

      作者后记

      我出生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大山沟里，祖祖辈辈都是朴实的农民。叮咚的山泉，陶冶了我的情怀；憨厚的风俗，哺育了我的品德。我虽曾听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谚语，却更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

      一方面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兄弟都在农村，特别是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乡镇干部，特别是当上了镇长和镇党委书记以后，尽管我在励精图治：连续三年镇党委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扶助特困户的意见”、每年帮助了300多户特困户，把历经12年不断停工的镇中心中学建成竣工，把镇内的三条主干道全部进行了柏油改造和水泥硬化，兴建了高标准的敬老院，可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特别是农民需要的帮助太多，而乡镇的财力太少！农民有80%的愿望乡镇根本就无法满足，乡镇的工作有80%不为农民所欢迎，有80%的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更为严重的是，乡镇干部的工资都得不到保障，怎么能够真正地帮助农民服务农民呢？

      感谢互联网，使我有机会拜读了很多三农专家的论文。当我看到很多学者和官员把三农问题归咎于乡镇时，我开始在网上不断地发出不平之鸣！我感到，作为三农第一线的具体实践者，应该有责任向社会揭示问题的真相。我深知自己的理论素质不是很高，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对三农学界的一些评论，虽然是代表基层实践与理论前沿进行对话的一种声音，却难免东施效颦。因为实践是不规则的，而理论是规范的，以不规则的实践来评价规范的理论，肯定会贻笑大方。尤其是因此而开罪学界高人甚至引发误解和纠纷，在此深表歉意！

      本书内容大多是我调入湖南省社科院之前在乡镇工作期间所作，且都先发在网上，一些章节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些章节被一些报刊杂志直接在网上下载刊发。值得强调的是，本书的很多文章，凝聚着衡阳县三湖镇全体镇村干部与我在田野上对三农问题进行实践与思考的集体智慧！同时，要感谢三湖镇全体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所作的问卷调查！要感谢《县域经济论坛》卢立等各位网友对我不少文章的修改和指正（其中有些文章就采纳了网友提出的整段修改意见）！要感谢《经济日报》编辑吴永亮先生对本人三农文章的首次约稿及其激励和支持！要感谢《乡镇论坛》徐付群老师、孙晓青编辑、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德喜教授、原《求索》编辑室主任张瑞洁老先生、衡阳县政府办欧阳中球先生等对本书所进行的修正！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学界的引玉之砖，能为基层的共鸣之声。

                                                                                                              陈文胜

                                                                          2006年6月5日1时41分于长沙市德雅村家中

      三农人物志：一个满怀理想的乡镇政权“卫道士”

      ——读陈文胜《乡镇视角下的三农》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