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从牛说起，不论是耕牛、肉牛、奶牛，或者是水牛还是黄牛，无论其用途和品种各不相同，在过往的岁月里，他们都是农家之宝。在农村涉牛无小事，有时还会因关注过度，弄出点事端来。六十年代初，我才二十出头，某日上班伊始，领导通知我马上去县公安局找俞局长，协助他破解毒牛案，闻言既高兴又紧张，去公安局的路程不到二华里，边走边思索如何如应对挑战。我並不惧怕见大人物，甘露十二拜相、周谕十三封将的故事早有植根，但毕竟这是我生平首次进公安局啊，忐忑之心直击胸廓。我办事常由粗及细，可这此一开始就注意细节，我故意不带诊断箱，因内置解剖刀等，怕弄个误入白虎堂的罪名，现在看来当时确也很幼稚、可笑，当然还很可爱、很执着，这就是昨天的我。

　　县公安局设在南桥镇陈家花园（原国民党参议长的私宅）内，局长室在二楼，我在上楼和行走时，故意搞出点声音，以示有人造访，也可使我避免听到或看到不该听不该看的东西，以免带来不便。局长室足有四十平方米，但透光度差，空荡荡的室内置有接客用的一对黑皮大沙发，诺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的大師椅上，坐着脸色油黑的壮汉，左手握着点燃烟丝的斯大林式板煙斗，双目直视洞开的门口。我恭敬地站在门口说：请问俞局长在吗？

　　你是谁，有什么事？黑汉吐了一口浓烟后说。

　　我是县兽医站的，我们领导说，俞局长要求派兽医协助他工作，我是奉命而来，我一字一句地回答。

　　黑汉依然坐在太椅上不动，他用右手作了个手势，示意我入室。他（其实我已猜到此人是俞局了）並沒示意我坐下，当我站到他桌前时竞问我： 你们还有沒有年纪大一点的兽医？如此猛闷的发问倒使我冷静了许多。

　　我惋转地回答： 俞局长（其实是副局长），我县兽医站始建于56年，从业人员都是解放后由共产党培养的，还有2人比我大2至3岁，而且都下乡去了，您可打电话给我们领导，把他们招回来替代我。

　　也许是俞局在考我，也许是碰了我这后生的软钉子，总算让我坐下谈事，但沒有切茶。 五四农场派出所报告，四天前突然死了五头健康的奶牛，有中毒之嫌，要求县局帮助破案，你能鉴别中毒吗？ 俞局如是说。 我想诊断与侦察有些相似之处，只要发生事件时的主要素材尚存，或者说关键证据还在，.不难求证出正确结论，但唯有到了现场勘察后才能明析是否会有答案，我坚持赴现场办案的主张。

　　你认得五四奶牛场的领导和兽医吗？俞局又提新问。

　　认得，还很熟，杨场长和兽医苏医生，都是我的老师辈级的长者，我坦诚相告。 老师无解，学生如何破题？俞局紧逼式的提问。

　　老师或许成了庐山之中人了.，我半步不让地回答。俞局慕地从太师椅上站立起来，操着满口山东话，笑着说：小鬼还真能说话，到现场看你的本事了。

　　我紧跟着站立起来，会心一笑，欣喜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吉普车飞驰在奔向五四农场的公路上，这是我首次坐乘吉普，过去在电影看到的凡有资格乘吉普车者，都是国共要员，我有点小小地陶醉了，时值小暑之天，窗外满目金色稻穗，向着车后飞快退行，预示着丰收在望，我欣喜无比。当时，五四奶牛场是上海新建的规模最大，可存栏四百头的奶牛场。此次毒牛案例其实是：由分散在连队的几百条牛，迁徒到新场集中时，发生的典型的日射病（中暑），迁移完全依靠人工驱赶，耕牛自幼穿鼻，可通过牛绳操控，奶牛不穿鼻，迁徒时无法操控，从凌晨赶牛，到下午三点才完成任务，迁徒之路都是荒芜的盐碱地，排河里的水都是碱的，此时、此地、此天、此行致使部份牛隻中暑，五隻牛死亡，完全入情入理。场长和兽医，原本就有中暑的主张，但当有阶级斗争觉悟高的干部，提出大胆怀疑投毒主张后就沉默了，因为他们都有海外关係。结案会上，我从气侯、迁徒路径和病因的关係，日射病的临床特征，病牛的治疗过程和转归，以及病死牛的特点作了剖析，结论：日射病（非投毒或误入毒物），並得到全体与会人员认同。俞局长开怀地笑了，露出了烟染的满口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