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感谢的是农民。我们应当记住农民，常怀感恩，在思考战略、确定体制、制定政策时，对得起农民。中央对农村“少取、多予和放活”的方针政策，就体现了这种意向。关键是要将其具体化，并且由法律法规，以及各部门和各地方政府的工作去落实。

首先，对农村和农民少取。

一是在取消两税后，要清理农村的各种收费，任何行政、执法、司法机构，行政性事业单位，不得在农村对农民和农民创办的企业进行收费，特别是公安派出机构，不得以警民共建为由让农民和农村企业出资；取消对农民创办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工商、质监、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运输、村镇建设、土地管理等等各方面的收费，在农村实行行政、执法和司法零收费政策。

二是改革乡镇政权和事业体制，取消乡镇一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减轻农民供养吃皇粮机构的负担，节省的资金用于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农村公益性事业由财政负责，不再向农民收费；服务性事业农民愿意购买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不得强制向农民收费。

其次，对农村和农民多予。

一是改革土地产权制度，从政策上给农民多予。将农村宅基地、适当的林地、荒地、草原等等，给承包经营的农户以999年的使用期，并发放土地、林地等长期使用权证；遵照宪法农村集体土地集体所有，城镇土地国有的原则，农村土地除了军事公益用地国家强制征购（但要合理补偿，提高补偿金额）外，非公益建设用地，不得实行国家征用制度，农民宅基地、耕地等土地一定要等价交换，可以不经过国家征用，在符合用地规划的前提下，直接以入股、出租、出售长期使用权等方式进入用地市场。而且，农村的宅基地、耕地、林地、草原等等，包括农村土地上的厂房、设备等，应当实行可以抵押的政策，使农村的土地等变成可以流动和增值的财产和财富。我认为，给农民以土地方面的政策，实际上是最大的多予。

二是财政要向农村教育、卫生、低保、农业生产、生态环境、治安、交通等等倾斜，增加投入，特别要加大对转移剩余农民技能培训、生态移民、小集镇和小城镇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使农村也能享受一定的公共服务。当然，考虑城市化进程，农村分散居住要逐步集中，人口逐步地要城市化，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也要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

再次，对农村和农民放活。

一是要改革和清理各种限制性的体制和规定，鼓励农民创业。对个体工商户，包括一些微型和小型企业，不再实行注册登记制度，而改为备案制；区别对待，允许庭院和住宅经营；允许农民进城出售农业产品，并到城市中从事贩运、摆摊、服务等非正规经营和劳动；只要不违法，在资本金额度和经营范围等方面，尽可能放宽限制。

二是放宽金融方面的管制，使农民创业有融资体系的支持。要宽容民间借贷，只要不是集资诈骗、洗钱、赌博等等，采取允许的政策；积极发展乡村银行、贷款公司、乡村贷款担保公司等金融组织，改变资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势头，为农村留住资金，要使城市富余的资金向农村有市场的项目流动。

三是要放活土地政策，使农民能获得财产性的收入。比如，规划可以放宽一些，一些适宜于发展工业的乡村，可以考虑留出农民办工业的土地（当然要对污染等问题进行审查和严格管理）。再比如，在符合规划的情况下，为什么农民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房屋出售，而非得变成国有土地，政府在土地上狠赚一笔，加上开发商的暴利，这样建房出售才是合法的呢？还比如，有的农民已经在城市里生活，或者因继承遗产等因素，有闲置的宅基地，为什么不能向城市居民出售呢？城市居民的住宅可以转让，农村居民的住宅为什么就不允许转让呢？这是太明显的歧视农民的法律和规定。

总之，不能再继续走对不起农民的发展道路，不能不改对不起农民的体制，不能再制定对不起农民的政策，也不能继续实行那些对不起农民的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