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北京多家法院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专家表示，这些怀揣梦想的青年进城容易，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一技之长、心理压抑等因素，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其实并不容易。

　　不甘贫困、不愿吃苦也好，心理失衡、抗拒社会也罢，我们不能只怪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样一个流动性如此之强的时代，我们怎么可能要求农村的青年，还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固守在贫穷的农村过一辈子，而不向往外面的世界？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他们，只到城里挣点小钱，然后寄回家讨老婆，生孩子，老后重拾锄头干农活。城里青年有梦想，农村青年自然也有。

　　其实，农村也好，城市也罢，地点不是问题，远近不是距离，关键在于，它能否给新生代农民工一个自我实现的平台，能不能让他们有机会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追求他们所期望的幸福生活。遗憾的是，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对于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突出重围，都困难重重。

　　对农民工来说，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了，城市是别人的，自己只不过是来打工的。城里的待遇你享受不了，城市的门槛垫得高高，农民工中少数极为优秀者才能够融入城市之中，多数呢，则只能生活在底层。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相比，与内心的期望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城市没有他们的家，农村可以成为他们的家，但现实差距让他们心有不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新生代农民工流浪着，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理想，也都在飘着。偌大土地，何处才能成为他们的心灵家园呢？

　　犯罪率是否很高，有多高，还需专业研究，切不可轻易打上新生代农民工容易犯罪的帽子，不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的心灵困苦和焦躁不安。即便问题确实严重，也要看到，它更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被体制性拒绝，心灵无所归依问题的众多表现之一。

　　看看各地落户和购房、教育、保障等的制度关联，看看有些人提出的拒外来人口于城市之外的建议，你就不得不相信体制性拒绝是确实存在的。这些还只是显露在外的体制性拒绝，还有内隐的，不易觉察的。比如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不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层次较低的原因之一吗？又如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就导致农业远远比工业弱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从土地中获得大的发展空间吗？

　　不要只盯着犯罪率，不要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缺点，我们应该自省，为无法给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一个心灵家园而愧疚。病症体现在他们身上，病因却不只是他们。我们没来由去责怪他们，只能为他们付出更多、更细、更全。

　　其实，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无法找到心灵家园的，又何止新生代农民工？那些寒窗苦读的农村大学生们，在步入社会之时，不也面临着农村回不去、城市不易居吗？“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白居易初入长安时面临的难题，不正困扰着众多学子吗？只是白居易才华过人，“道得个语，居即易矣”，我们自然不能拿这个标准来要求所有农村大学生们。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多数是源于生活的困局，内心的焦躁感和无力感。这种问题不只他们有，很多从农村步入城市的人，都将遇到。若要根治，不妨多从体制性拒绝这个病因抓起。杨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