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觉得冯小刚的演技多厉害，真的。”没看过《老炮儿》，对于冯小刚原来客串的角色并不赞同，谈到小钢炮过往的演技受到他人夸赞时，陈国富如是说。

　　当时距离第52届金马奖公布结果还有15天。今年北京的第一场雪正在窗外飘飘洒洒，气温骤降到2摄氏度。而这位生于热带台湾小城的57岁男人则刚结束室外慢跑，从头到脚是全套运动卫衣、运动裤和运动鞋，都是奥巴马亲睐的品牌。

　　作为华语电影代表性人物之一，陈国富30余年来保持的正是这一形象：尖锐坦率、跨越差异，以领袖姿态、甘冒巨大风险一路前行。凭此，他早已得到了“金牌推手”兼成功导演的双重美誉，哥伦比亚亚洲区制作部总监和华谊总监制等煌煌高位，以及累计在他功劳簿上近50亿人民币的巨额票房。但是这次，他的决定不仅带不来上亿票房，还劳心劳力、风险惊人。

　　10月初，金马奖组委会宣布将由陈国富来担任本届评审团主席。这一领导17位评审选出金马获奖者的职位，听似高贵，其实无异于烫手山芋。连谦谦如玉如李安，也不禁在任职时抱怨“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现今金像奖日益式微，内地电影奖项不成气候;华语电影界众望所归的唯余金马，后者因而注定无法左右逢源。

　　仅在2014年，惜败于台湾演员陈湘琪的巩俐便“炮轰”金马不专业;同时台湾媒体则批评金马将多项大奖颁给内地电影，不鼓励本地电影。为缓解压力，当届评审团主席陈冲不惜违背原则透露了自己的投票方向。金马执行委员会主席张艾嘉更是形容，评审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拿出”获奖名单的。

　　到了今年秋冬之交，又一张精彩的提名名单循例亮相。光是提名最佳剧情片的五部电影，就描摹了华语世界中五个差异极大的地区和时代——今天的台北、世纪之交的香港、唐代的何朔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藏区和未来的山西汾阳。一只重3.4公斤的青铜贴金飞马奖杯，又将承载起沉重的疑虑和思考、期待和失落、猜测和口水仗。而无论结果如何，领衔投票评审团主席都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因此，我原来以为入世已久的陈国富在谈论金马时会言辞谨慎、语言泛泛。事实证明这个预判错得离谱。不论是对获提名的好友的昔日演技，还是两岸三地电影工业的积弊和愿景，这个灰白了头发的导演都切入得毫不留情。最后还一口气向“IP论”连发十问;其寸土不让的气势，依然有三十年前坚持与胡金铨等争论的余影。

　　不过，在极少时候，他也会死死扳住椅子的扶手、垂下头陷入苦思。此刻，高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三张珍版海报——《玩乐时间》(Play Time ，1967)《捉贼记》(To Catch a Thief ，1955)和彭浩翔亲自监督装裱的《放大》(Blow-Up，1966)——就像在居高临下地审视他，看他能不能顶住风雨，呈现出一份称得上“独立、公正”的金马奖单。毕竟，不论是对已占据至高地位的金马，还是繁荣与危机并存的华语电影，这评判都是再进一步的必经阶石。

　　我不做评审三十年 然后懂得金马的意义

　　新浪娱乐：这是30年来你第一次担任金马奖评审，而且是评审团主席。以往为什么没有担任这类职位?

　　陈国富：我一直觉得当评审蛮烦人的。——原本你自己就可以决定要喜欢哪些电影和演员，不需要跟别人商量。而要做评审，你觉得哪个好还不算数，得说服别人，要不然你就等着别人说服你吧。说是大家辩论，其实就是一种打架;貌似很文明，但是对我来说那不文明。它不愉快，因为它最后要有一个结果。

　　三十多年前我给金马奖当过一次评审。那一年张毅导演的《我这样过了一生》得的最佳影片，侯孝贤也有提名。我那时很年轻。其他评审中有胡金铨等大导演，我就特别不忿，跟他们意见都不一样。最后好多项投票我都以弃权表达抗议。事后我也觉得自己幼稚了，但当时就是不太高兴，我发现自己不是群体合作性很高的人。刚好，以前多少也有作品参与，没有担任评审的资格。

　　今年的作品刚好来不及参加金马的评选。所以我也没有理由去推拒(担任评审)。另外我觉得，几十年来我们从电影这个大家庭里得到了创作的机会、生活的改善。这次去肯定其它的同行、给出时间用心去看他们的电影、跟别人很严肃地讨论，也是一种回馈和付出。不过这个原因我不太会去强调，因为说出来有点肉麻。

　　以前我很害怕那种热闹的颁奖礼——所有人要穿正装进去，在那坐很久，就看那些很难看的节目。但后来我觉得，不管关不关注、得不得奖，我都要支持这样的活动。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平常就是明星、名导在走红毯、代表我们的作品。而在金马奖，很多幕后工作者也穿正装去走红毯。虽然看直播的观众不认识他们是谁，只是希望他们赶紧过去，但这让他们受到了肯定，他们会觉得：我也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也有机会上台去感谢我的家人、师父、投资人。所以这样一个活动，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正面的。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就突然改变了对这些活动的看法。我觉得是我自己成长了。

　　新浪娱乐：作为评审团主席，颁奖前日程安排是怎样的?

　　陈国富：接受组委会邀请后，我就尽量避开今年提名的电影不看，等到10号以后到台北集中看片时再看，以保持初次看的感受。到时连着10天都要看片，每天看4部电影，刚好把所有提名影片都消化掉。

　　我有时候看着那日程表就会想：以前李安和刘德华那些评审主席为什么不去拍戏，不在家写剧本，跑去担任金马奖的职位?我觉得这说明金马奖还是有它的魅力吧。

　　不过，听说李安后来带了一个跳绳，看片的时候就运动一下。

　　新浪娱乐：去年张艾嘉说，一些评审“是冒着生命危险拿出今晚名单的”。你能感受到这种舆论压力吗?

　　陈国富：我本人应该比较没负担。我的团队协调性差，在业内也没有太多的结交。所以要砍头应该不会砍我的吧?如果我平常一直跟你交好，说什么“两肋插刀”、“义不容辞”，结果评奖时完全把你摒除在外，你当然会觉得我也太黑了。但我不会让人有这种期待。

　　新浪娱乐：从今年的金马提名，能够看出从去年到今年台湾电影的发展状况吗?——为什么你叹气啊?

　　陈国富：因为我就在想电影节的时间结点的问题。像戛纳有时也烦恼：因为年初就得截止选片，有一些特别想要的片子因为赶不及这个节点，就被威尼斯抢走了，诸如此类。金马奖当然也是这样，有些年份送片竞争非常激烈;有些年份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冷清。那你说，这能与电影工业发展状况去做比照吗?我觉得也很难说。

　　我觉得，这几年中国内地的国产片也面临一种危机吧。市场扩张的程度确实高了，从业人员的工作机会和所得也多了，投资人也更兴奋了，等等。但在整个国际影坛中，国产片的艺术成其实是缺席的。评奖本来就应有勇气去鼓励前沿的实验和创作;如果奖都给那种票房最好的大片，那就没必要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收钱了，钱也是“奖”。

　　所以评奖机制需要平衡热闹与冷清。如果我被你这部有诚意、实验性的电影打动，我就在这个平台给你一点肯定。这种评奖名单，很难用来说明电影工业的发展。当然，我自己个人还是希望，金马奖对于那些专业的、技术性的工作能给予更多的重视。因为我自己是实务工作者，比较重视这个问题。

　　新浪娱乐：所以金马奖一直注重发掘文艺片、小众影片、区域性影片。比如这次拿到九个提名的台湾电影《醉。生梦死》。

　　陈国富：我觉得任何的有份量的评奖，都应该具有挖掘和介绍的功能。如果它永远都在肯定那几个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的大师，那这些电影节是失职的。比如说所谓的三大电影节，我们对入围它们的电影就会多一点关注。往往我们事先也没有听过最后得奖的那些电影，也不知道那些导演是从哪儿来的。作为一个影迷，我自己也常常能从这个渠道发现好多好的电影跟作者。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众或小众，独立或主流，又或者是商不商业的问题。

　　影迷自己可以决定如何去跟电影节互动。比如某个电影节老选那种闷得要死的电影，我们都看不下去。那观众下次就不关注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信的机制吧。

　　如何打通两岸三地的任督二脉?别关起门自嗨

　　新浪娱乐：现在，金马奖面向整个华语电影，又被本地舆论要求鼓励台湾电影，以往也常常因此引起两岸三地的争议。

　　陈国富：这种声音一定会有，也不难想象。既然金马在台湾已经办了52届，台湾的从业人员就难免觉得这是我们办出来的电影节、影展。他们发出一点声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金马奖一贯的作风来看，它是不受这种声音左右的。比如，它为什么找我做主席?我在两岸三地都工作过相当久，不会有那种很狭窄的价值观。不论是做过评审团主席的刘德华、李安，还是做过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侯孝贤和张艾嘉，眼界都是非常开阔的。由此你可以想象到组委会的心态。

　　相比于其他华语电影的奖项，金马已经是其中价值观最前沿的。它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一起竞争的，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嗨。且不论结果有怎样的争议，它总不会有什么黑箱操作，没有沾过脏水。所以我希望它能坚持这个方向，不要走偏，不再被本土的声音干扰。这样它也许就能稳稳成为华语电影的奥斯卡吧。

　　新浪娱乐：现在香港和台湾都有舆论认为，本地的电影节和奖项要鼓励本地的电影业发展。曾有人说过，除了美国以外，全世界所有地区的电影工业都需要面对“好莱坞”这个议题。那可否说：在华语电影圈，除了中国内地以外，其它地方都要面对中国内地电影业这个议题?

　　陈国富：这是正常的大趋势;它既是经济上的，但也是文化上的，没有必要逃避。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为生为华语电影工作者/观众而庆幸。因为我们还有机会跟好莱坞一拼。要是生在非洲的图阿鲁共和国之类的地方，你们那儿就没有电影文化，你就不会拍电影，你这辈子就不会有那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