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业活动的发展过程会随之带来城市地区农村集镇和乡村之间,气候条件不同的农业地区之间,以及家庭和个人之间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分工。在传统的生活环境中,高昂的交通运输费意味着农户要种植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粮食作物,现金收入很低,自己生产许多非农业商品,并为自己提供多种非农业服务。然而,即使在一个生活区内,交换也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并能使一些不能直接从农业生产中受益的、从事某些专门职业的人,如木匠、陶工等,得以谋生。较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能使整个地区在少数农作物的种植方面更加专业化,如果土地条件仍然许可,还可以大力扩大耕地面积。例如,在十九世纪,当泰国中部向贸易界开放后,由于当地农民专门从事水稻种植,其它作物的种植就减少了。与此同时,人们或者更多地专门从事农业,或者更多地专门从事非农业生产或服务业。因为“物美价廉”的替代品的出现,人们常常忽视了传统的工艺品。旅行费用的减低也意味着人们能在自己村子以外找工作了。随着运输网的改善,这些专业性的非农业活动趋向于集中在农村小集镇,这些小集镇也是管理和教育中心。
整个农村由于实现专业化而受益,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市场的扩大,使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增加而从中得益;与此同时,因为专业生产者以较高的效率生产了种类繁多的消费品,方便了消费者,整个地区也因此而受益。这样,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间,在贫困的泰国东北地区,由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从事非农业活动所得的收入的增加,明显地快于从事农业生产所得的收入的增加。然而,有些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也会因为这些变化而受到损失。在同一地区内,因为专业化而受益的情况常常很不平衡。例如,如果这些被替代的活动都是妇女们所从事的工作(如许多国家中的家庭纺织业),或者是农闲季节由不太流动的家庭成员所承担的工作,那么,妇女和老人就可能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经验和分析都表明,当地非农业部门要富裕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用由于专业化而增加的收入。根据边际财政分配和收入弹性理论,用于非农业产品和服务事业方面的费用应高于用于农业产品的费用(也许畜产品和果品例外)。所以,随着地区收入的增加,用于非农业产品和服务事业的费用将会增加。如果非农业产品是当地生产的,更多的收入将会扩大非农业部门的生产。
假设当地的需求为非农业活动提供了机会而又使它受到限制的话,那么,非农业活动看来是起源于农户寻求一些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机会来挣钱。按非农业活动就业的重要性的次序来看,农村的非农业活动一般包含:为当地市场提供消费品(包括一些加工品)和服务;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运输和生产;提供公共服务事业(如教育);生产一定数量的销往外地或出口的产品,如纺织、手工艺品和五金产品等。
除了其门类繁多外,这些非农业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它们的地方性和局限性。农村集镇的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几种不是与农业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的;特别是生产出口商品的种类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如同其它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一样,农业也是一个不能移动生产地点的行业,其它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必须运往当地以便进行生产。但是,大多数非农业生产活动,原则上都既能在农村又能在城市进行,在干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劳动者便能转移作业地点。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数量上如此众多的商业和服务行业的活动安排在农村附近或者在农村的最终需求地点的原因。但是,要区别为什么某些生产部门通常在农村,而其它一些生产部门(如生产化工、橡胶和电子产品的部门等)又几乎都不在农村,这就较为复杂了。
举例来说,矿山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单位就必须设在矿山或农作物种植区的附近;就农产品加工而言,这是因为原料经过加工处理后,重量减轻了,或者因为原料容易腐烂变质,不易保存。碾米厂或者蔗糖厂是农村工业的例子。在有规模经济优势存在的地区,这类工厂的规模会很大,实际上成了农村进行的仅有的大型制造业。对于不会腐烂变质或者减轻重量的原料,常常在城市中心进行加工处理。橡胶加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橡胶片和块料的生产是在农村就地进行,因为这种物质不及时加工就会腐烂变质;而要对橡胶片、块料进行硫化加工,以及橡胶制品的生产,则通常是在城市中心进行的。
建筑材料,如砖瓦、水泥预制板等,也常常是在农村生产的,这样可以把所需要的原料(通常是就地取材)和生产出来的成品的运输费降到最低限度。一些服务性的生产活动是在农村进行的,如小碾米厂和面包房,因为这些小作坊能为人们提供成品,要不,各家就得自己生产。
其它农村制造的外销产品,如纺织品、陶瓷以及其它手工艺品,通常是从传统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些产品可能在农户中或小型工厂中进行生产,需要的资金少,而且通常使用季节性的女工或童工。从事纺织业的技术容易掌握,给劳动者的报酬通常是极少的。纺织品对国民经济能作出显著的贡献。印度手工艺品和手工编织商品的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额的6%。中国的台湾省是实现农村现代工业化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它的基础几乎完全建立在纺织品和农产品加工上。有几个因素使他们能这样做:人口密度相当高;一条贯穿南北的公路连接了南北的两个主要港口,而多数产品的制造都在公路的沿线地区进行;还有扶持性的政策环境等等。
出口的五金产品和农机具的生产可能也是从传统的生产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根据顾客的要求,按照适合于当地的新的设计进行生产。这些顾客对于从其它地方来的进口货的设计是不满意的(印度、日本、中国的台湾省、泰国和美国都有这种情况,而且有书面记录)。实际上,多数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都是起源于这些小规模的当地生产单位和富有创造性的农民之间的合作。
把商品生产引向农村的另一个因素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劳动力便宜。但是,在多数国家中,由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常年劳动力和季节性劳动力的流动都不受限制,而且越来越方便,常年雇佣城乡全日制工人的费用差别,也就不会那么悬殊。毫无疑问,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农忙高潮。在农闲季节,农村劳动力可能比较便宜。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部门可以根据季节的忙闲来安排生产。工业生产常常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当农忙季节劳动力紧张时,资本就闲置着。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导致了季节性的“劳动力闲置”和季节性的“资本闲置”之间的交替。另外,现代化加工业(如电子工业)可能需要对劳动者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在职培训,这是工厂主坚持工人要全年受雇的又一个理由。为了补偿来自农村的工人因放弃了务农机会而蒙受的损失,工厂主也许必须付给他们与城市工人一样高的工资。
纺织工业和手工业在农村之所以如此兴旺发达,就是因为这些行业所需要资本不多,技术性也不强,因而把劳动力闲置和资本闲置之间的交替状况降到了最小的程度(这些工业在其它方面也适应于农村)。
人们普遍地感到,农村制造业的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是,缺乏办企业和搞技术的行家。但是,大型矿山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例外。这些企业从城市中心请来了训练有素的技工和工程师(经济上照例给他们报酬)。从事非农业活动所需的熟练工人几乎都要通过非正式的或较正式的学徒工培训系统才能获得。经过多次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通过正式培训而获得专门技术的工人非常稀少,但农村的企业家们认为,这不是生产发展的障碍。他们认为,有限的最终需求才是阻碍生产发展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广而言之,大多数非农业生产活动的规模小,主要原因是当地需求和生产要素的供应有限。少数制造活动之所以能在农村繁荣起来,是因为技术上或者运输费用上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些活动比较容易适应于农村的季节性以及劳动力的技术水平。
农村制造业的性质既决定于农村的各种限制因素,也决定于来自城市的竞争。显然,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优势,吸引着人们进城兴办工业、服务业,甚至兴办那些不会变质和失重的农产品加工工业,使这类行业的大多数都集中到城市中。在获得那些经济优势的同时,人们又必须适当克服劳务费较高、地价昂贵以及由于拥挤和污染等原因使生产成本增加的经济上的不利因素。无论是经济优势,还是经济上的不利因素,都很难衡量。但是,城市几乎普遍地吸引着农村的劳动力这个事实,表明城市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优势是实在的、巨大的、长期的,而且超过了经济上的不利因素。
规模技术经济是否具有重要的吸引力,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但它例如食糖生产、矿业等行业——无论在城市里或在农村却是实际存在着的。从任何一个生产者的观点来看,经济优势主要是指“范围上”的。城市在投入物方面的范围优势,表现在生产投入物、服务以及劳动技艺的多样化方面。一个城市企业比较容易搞专业化,因为它可以购入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和生产服务,而农村企业则不得不自行提供。在城市地区销售产品方面的范围上的经济优势是客户众多,而且联系方便,有可以利用的运输、推销和交通服务,可以用来与任何地方的消费者和市场取得联系。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着范围上的经济优势。雇主可以雇佣具有各种不同技术特长的劳动力,受雇者则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使自己擅长的技术有用武之地。
这些范围上的经济优势可能非常重要。泰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间,农村集镇和乡村的公路设施有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该国的中央区,目前距离公路一公里以上,或者不通公路的乡村,已不到5%了。这种用于运输方面的投资虽然对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增长起了显著的作用,但在刺激与农村无益或与农业环境不相适应的制造业活动方面都没有起什么作用。
由于农村的制造业一般说来是有限的,而且只适合于在某一特定的地区发展,更由于其它非农业活动是小规模的,五花八门的,而且是十分分散的,所以,通过国家采取项目或规划干预,来直接刺激非农业活动发展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比较重要的是那些间接地影响非农业活动发展的政策。
人们从事这些非农业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当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需求。因此,是采取促进还是阻碍农业发展的政策,将对非农业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结论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出:最近几十年来,一些农业生产和收入的增长率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在非农业活动方面取得了罕见的发展。如马来西亚的穆达地区、印度的旁遮普邦和中国的台湾省就是如此。
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农村进行相当数量的投资的同时,常常忽视控制城市化发展的措施,对价格、贸易和汇率制订了很多政策,规定了很多管理条例,这些政策和条例极大地影响了刺激农业去生产进口替代品和为出口服务的制成品。许多有关制造业的政策和规划进一步刺激了兴办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且通过控制进口原材料的数量,降低需要政府补贴的工厂的规模,以及其它方法,去刺激兴办大型企业。这些政策必然地严重阻碍了农村非农业活动的发展和就业。例如,在塞拉利昂,农村小企业的重要的基本设备之一的缝纫机,直到最近还被列为奢侈品征税。在许多国家,改善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刺激,取消制造业中的不正确作法,将能创造一个环境,使非农业活动能更好地发展,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外,许多国家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来支持城市的发展,但没有对因此而出现的拥挤和污染进行征税。
对灌溉、农业研究以及为改善农村的信贷和储蓄系统所进行的投资,给非农业活动的就业间接地带来重要的好处,虽然这难以用数字来表示。上面已经讨论过对运输和交通等方面投资的影响。如果交通运输系统还很不发达,那末追加这方面的投资可以使农业和农村非农业活动的发展都得到很大的好处(虽然这些投资也许不能把城市的多种多样的制造业吸引到农村中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公路建设所要取代的农村非农业活动,可能要比它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还要多。对这个问题目前尚在研究中。另外,这种投资还可以选择在更为贫穷的地区来进行。
政府建设的公路、灌溉和排水系统或住宅等等,已成了增加非农业活动就业的一项措施而受到了特别的重视。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应该根据雇佣劳动力的需要来确定。合同的内容和招工的条件都应与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相适应。例如,在低工资国家,采用低资本密集型的技术是非常必要的。在许多情况下,建设的时间安排可与当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农作物生长季节,大量降雨使施工难以进行的那些地方更是如此。如印度等国家,通过系统地利用政府倡导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缓和季节性失业和由于干旱所造成的后果。有些邦,如占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在这方面已经开创了一些十分有效的方法和程序。这些也许可以运用于其它地方。
然而,主要基于使农业增产的农村发展战略是有局限性的。对多数农产品的需求总是有限的。所以,如果同样的产品在许多地区同时增产,贸易条件就会逐渐变得对农业不利,对农村的收入就要产生不利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重点生产那些收入较高、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
在农业生产潜力低、人口和劳力增长快的地区,农村发展面临更为严重的困难。这些地区包括山区和大部分半干旱热带地区。即使在这些地区,仍然存在着发展农业的机会,不应该忽视。但是,这些地区农业发展的速度要慢于比较繁荣的地区,而且会发生人口外流的情况。这种外流可以改善外流者的生活以及那些没有外流者的境况。实际上,还有这样一个极端的看法:人口外流正好可以免除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的需要。但是,发达国家中那些类似的条件不利地区(意大利南部、法国的中央高原、美国的阿巴拉契地区,等等)的经验表明,要使这种外流使贫富地区的经济机会均等,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人口外流仍然是对地区发展提供援助的一个很重要的替代办法。既然今后几十年内这些地区可望为其它地区提供移民,既然这些地区生产性投资的潜力有限,那么,在这些地区重新分配收入的战略就需要包括重要的智力投资。这些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很重要的原因有二:第一,没有外流的人可以得到当地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第二,外流者各奔前程,不再加入处于社会阶梯最低层的劳动大军了。
农村的制造业中确实存在某些投资机会,也有成功的项目。然而,也同样存在着多年来没有获得成功的使人难忘的例子,如不少培训计划和兴办农村工业区都不成功。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是,投资者在尚未弄清当地市场有限的需求前,就进行了投资;另外,还因为他们低估了当地生产者要与遥远的市场进行联系的困难,或者因为他们想填补也许不存在的一项技艺上的空白所造成的。他们对劳动力的局限性和季节性也重视得不够。
现在,多数亚洲国家已经办起了为农村纺织业和手工业培养人材的机构。私营企业家也已作为采购和推销等方面的代理机构深入农村各地,他们还常常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产品设计以及信贷。有些亚洲国家为在农村发展工业提供了服务。在世界其它地区,特别在非洲,这样的机构可能尚待兴办。但是,这些机构必须建立在彻底了解产品最终需求的有利和不利的情况,以及发展什么样的非农业活动能弥补农业本身之不足的基础上。只有这样,这些机构才能发挥作用。然而,这些干预的效果不可能很大。在农村,要使收入和就业都有较大的、持续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明智的农业政策、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以及进行智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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