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搏弈》十三-战略策划--中国农资供销网

《黎明前的搏弈》十三

时间：2009-11-09 13:52:48来源：[标签:出处]作者：李玟

第二天清晨，与往常一样，还没到上班时间，我就到了办公室。平时上下班，担心路上堵车，为了避开上班时间的车流高峰，我每天总是一大早起床，急急忙忙就往公司赶，通常情况下，都是我来得最早的，没有想到，这一天还有一位比我来得更早的。

“昨晚你怎么搞的，家里电话不是打不进去，就是没有人接听？手机又是一直关机？” 赵绪钱恼火地向我责问，通红着双眼。看他眼睛浮肿，充满红红的血丝，浑身疲惫的样子，昨夜肯定通宵达旦没有睡好觉，看来这回，他应该是受到惩罚了！我暗暗地在心里发笑。

　 “您本来是很漂亮的双眼片，今天怎么变成了单眼皮？”我开玩笑地问，没有正面回答他。

　 “你还幸灾乐祸呢，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他还是火气很大。

“可能是我的电话机有故障吧，我昨天很晚回去，到家冲了个澡就睡了。”我答，撒了个谎。

“明明知道公司出了大事情，你还有心思睡觉，也不给我打个电话问问！”他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不是一大早就赶来了吗，夜里也处理不了什么事情啊。”我答。

“高速公路出了什么样的大事故？”我接着关心地问道，装作不是很清楚的样子。

“昨天下午，高速公路重大事故调查组有两个人专门向我作了调查取证笔录，他们说，咱们负责采购的高速公路A标段其中的一段路基突然发生坍塌事故，……。”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事故情况，语气已平缓下来，所介绍的内容与昨晚甘汉川告诉我的大同小异。

“重大事故调查组的那两个人向您调查完了后，表明过什么态度没有？”我问道。

“没有。我们公司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是否会涉及到刑事责任？会不会遭遇巨额赔偿？” 他接连焦躁地问道。

“没什么大问题，您不用担心什么！这个项目我们只是受采购人的委托，而不是受中标供应商的委托，中标结果不是我们来定的，而是采购人自己确定的；招标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也是采购人的领导田厅长所为，而非我们造成；对于采购人的违法行为已有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勿须我们来举证。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任务均非我们具体实施，损害事实与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的都不是咱们。中标后，供应商转包、分包工程的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也没有介入其中；况且，我们公司只负责招标采购，没有对工程合同履行的监督义务，对于中标工程后续的监督工作应该由采购人来承担，采购人有监督义务，而非我们招标公司。他们采购人未履行法定的监督义务，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赔偿责任……”

我认真地作了回答，并就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他解释了我们公司为什么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

“你这个家伙，如果早一点帮我梳理清楚思路的话，我昨晚也就不会通宵失眠了！”他开心地对我抱怨了一通，此时，脸上已经看不到焦虑和愁绪了。

帮助他分析完了案情，我自己却陷入了深思。审查、核实投标供应的技术资质和商务资格本来是采购人享有的权力，也是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但我国的招标投标法却赋予招标公司享有这样的权力，既然有这种权力，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果没有义务，就不应该享有权力。但事实却恰好相反，招标公司能够靠这种权力赚取垄断资本，却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这显然不符合公平正义和权力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记得有句名言：没有监督的绝对权力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采购实践中，招标公司通常享有选择中标供应商或者成交供应商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不受约束、不受限制，不受监督，那么，今后类似的高速公路重大事故还会不断发生。就我们的采购项目工程来说，最终的中标供应商虽然是采购人的主管领导决定的，但具体实施暗箱操作行为的却是招标公司，最终实现受贿犯罪人意志的是我们操盘手。对此，立法应该明确规定，违规操作的社会中介机构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正当我沉静在思索，董事长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小耿，上午是否有时间继续我们昨天的话题？”他问。

“好的，我马上就到您那儿。”我答，随即到了他办公室。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是不是先谈这个问题？”他问道。

“都知道了，可以。”我答，正如帮助赵绪钱分析的一样，我又重新对交通事故所涉法律问题，向他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频频地点头，表示赞赏。之后，我接着回答他昨天咨询的政府采购法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面对这部法律，今后将遭遇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他问。

“总体来看，这部法律削弱了我们发改委曾经拥有的权力。”我说。

“你好象在答非所问？”他有些疑惑。

“概况地说，我们面临的法律风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加大了！”我说。

“快说说你的理由。”他催促着。

“咱们2000年初代理采购的高速公路项目，也就是近几天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项目。不知您是否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我问道。

“噢，我想起来了，当时，也有许多落标供应商对我们投诉，后来在省发改委的帮助下，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他答道，有些恍然大悟。

“咱们搞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其中都少不了问题，对于我们这些社会中介机构，哪个行政机关享有法定的监督权？”我问他。

“应该是发改委吧，但招标投标法好象又没有赋予他们监督权力和主管权力。”他不确定地说。

“的确是这样的。旧法只是赋予发改委的重大项目的审批权力，只是规定有关的行政机关对招标投标行使监督权，但旧法都没有具体赋予哪个部门行使管辖权力。由此而来，我们的一些操作即便不规范，也没有人来监督。在监督权不明确的情况，我们的法律风险就是零！所以，从招标投标法颁布到现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可以这样说，咱们公司没有一起违法行为。因为没有哪个机关认定我们公司存在违法行为。几年来，投标供应商对我们投诉现象或多或少一直存在，但有关的行政机关都没有正式立案，也就不可能对是否违法进行认定，在有关部门对争议情况还没有认定的情形下，是否违法的事实尚不确定，那么只能推定我们没有违法。所以，招标投标法实施后，直到今天为止，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没有遭遇法律风险。”我首先对旧法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是否这部新法律规定的内容截然不同？”他问道。

“我昨天在谈到两部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时，曾经提到新法已经统一了货物、工程和服务三大类采购对象，这三类的统一主管机关和监督机关都是各级财政机关，而非发改委。由此而来，我们过去所享受的一些特殊待遇和优厚条件，在新法实施后必然会面临着挑战。这也是我们的法律风险所在。倘若咱们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按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我们的路势必会越走越窄，最终走不出去，形成死路一条。新旧两法之间的不一致，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自由翱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将给我们带来相应的法律风险。例如，新法已明确将工程采购纳入这部法律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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