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太大无奈辞职

　　2012年12月开始，乾相村村民们逐渐发觉，李少池等3名村干部很少在村委会出现，就连为前来办事的村民盖村委会公章，也由村妇女主任欧结香代劳了。

　　很快，李少池等3人要辞职的消息传了出来。在乾相村，这可算是“大新闻”。“确实有这回事，我们已向镇里递交了辞职申请书。”2013年1月6日，李少池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在申请书上签字的除了他以外，还有村委会副主任董绍基和村文书廖丽忠。

　　“我当村干部有十几年了，如果不是压力太大，也不会轻易提出辞职。”李少池说，他竞选村干部时，曾经承诺过要为村民解决一些民生问题，其中包括村庄周围山体滑坡隐患治理和灌溉水源整修，但至今一宗也没动工，村民怨气极大。

　　“求助报告”石沉大海是常事儿

　　看到网上流传的乾相村向县水务局递交的《修复堤坝资助资金申请书》，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南岭乡曹河村村委会副主任、大学生村官闫海波浅浅地笑了笑，类似的申请书，在他短短不到三年的大学生村官任期内也写过不知多少份，大多数申请都逃不脱石沉大海的命运，“每个村子都想向上级要支持，上级经费一共就那么多，哪那么容易?得认清现实。”

　　闫海波介绍，南岭乡地处晋城南部的贫困山区，“没钱搞基建”几乎是附近所有村子面临的共同问题，“求助报告”石沉大海也是常有的事儿，“却也没见谁像广东这三个村干部那样，因为没钱给村里搞基建而辞职。总能有办法的。”

　　下村工作几年来，闫海波最大的感受是，村干部们并不像网上传说得那样“肥得漏油”，相反，他所接触到的村干部收入低、压力大。就拿曹河村去年刚刚修建的30立方米蓄水池来说，总共花了四五万元，其中两万余元由村干部们自掏腰包“先垫了”，另有约两万元来自农业局“一事一议”项目资金扶持。

　　“不到一千元的月薪，要垫钱的地方却不少。还不如外出打工的村民，一个月至少挣两三千元。”前不久，村里要收每人每年100元的养老保险费，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让村委会“先垫着”，“9月份垫下钱，第二年五六月份才能收回，有的甚至一年、两年都不一定能收回来。”

　　闫海波给村干部们算过一笔账，30年村干部做下来，可能会有“红旗村”“先进村”这些没有实际经济奖励的荣誉，但收入绝对不体面，很多时候还得贴钱，“村干部子女的日子可能还没有在外打工村民的孩子过得好。”

　　与闫海波一样，大学生村官徐亮(化名)也对广东乾相村的现状表示理解，他告诉记者，自己村子与乾相村情况差不多，现在最盼望能与和一个比较“强势”的扶贫单位结对、和一个县里的“大干部”结对，“结对单位最好是县财政、交通、环保、林业、农业等有项目资金的单位，结对的领导最好是县长、县委书记。”

　　“结对”政策是徐亮所在地区，为了帮助贫困村发展出台的新举措，每个贫困村可以与县里一个局办和一名县领导结对，享受各种帮扶。

　　手勤、腿勤、嘴勤，勤向领导汇报工作

　　乾相村村官请辞事件中，村官辞职原因中的另一条“村委会集体经济年收入仅三千多元”尤其受到网民的关注。很多网民认为经济收入如此之低、村民生活如此困难，上级领导理应优先扶持。但这样的“低收入”在一些“见过世面”的业内人士——大学生村官眼中，根本算不上“穷得不能过”。

　　湖南省湘乡市栗山镇西山村村党支部副书记曹杰2009年以大学生村官身份刚刚进村工作时，西山村的村集体年收入约2000元，比乾相村还少三分之一。但在去年，还是2000元的集体收入，西山村却在村口的重要位置修建了一条一公里长的公路，花了26万元。

　　“村里自筹了15万元，向各个部门要了11万元。”曹杰透露了向上要钱的“秘诀”——手勤、腿勤、嘴勤，还要勤向领导汇报工作。

　　为了修路，曹杰写了好几份针对不同部门的申请材料，往县里各部门跑了二三十趟，给各部门领导、工作人员说了不少好话。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不能每次去局办都盯着一件事儿跟领导“死磕”。

　　“每次去，都是跟领导打个招呼，聊聊天，谈谈近况、汇报下工作。”“厚脸皮”是曹杰的一大优点，多大的领导他都勇于向其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村子。有几次上北京，他还厚着脸皮到中央部委向领导汇报过工作，“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为村民、为村子争取利益，怕什么。”

　　但凡路过县政府、路过领导办公室，曹杰都会进去“打个招呼”，对方有空就聊几句，对方没空见上一面也是好的。时间久了，遇到项目申报时，累积的这些人脉关系就派上了用场，“大家都认识，碍于面子多少会给点经费。”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邹岗镇香铺村党支部副书记、大学生村官喻峰也有一张“厚脸皮”，他所在的香铺村经济条件也不好，但村里几乎每年都能给村民办一桩实事。人脉关系同样是办成事儿的一个关键因素。村委会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哪怕村干部自己贴钱也要进行必要的“感情投资”。

　　过年过节，一定要请在外混得不错的返乡乡亲吃饭;上级机关干部下基层，一定要热情接待，以“热情”感动人;村里自产的便宜土特产多往外送送，一来让对方容易记得，二来推销特色农产品。

　　2012年村里变压器设施改建、安装路灯两个项目，就是喻峰和其他村干部一道，厚着脸皮在乡亲联谊会聚餐餐桌上筹措的经费，“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爹妈、亲戚都在村里，做做工作，再有人带个头，事儿就好办了。”

　　去年喻峰还厚着脸皮“磨”来了一个返乡创业项目。村里免费给投资人使用120亩村民撂荒的土地一年，用来种植茶叶、苗木，盈利后收取土地租金，“2013年可以收租了，每亩300元，刨去村民土地，村集体土地也能有收入了。”

　　向上要经费还须“因项目制宜”

　　与“手勤、腿勤、嘴勤”工作法相比，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维桥乡副乡长、永华村党总支书记、大学生村官龚成向上级要经费的方法更有“技术含量”，“我们重点做好项目设计，这么好的项目让上级单位觉得不扶持都可惜。”

　　龚成所在的永华村是个典型的“三无村”——无集体收入、无集体土地、无集体资产，在常人看来，这样的村子可能才是真正符合“穷得不能过”标准的贫困村。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村子，也从未出现过干了十几年的老村官辞职的现象。

　　“我们村的条件算是很差了，但在关键项目上也能自筹资金。”去年，一个养猪致富项目给整个村子带去了希望。

　　这个项目本质就是盖猪圈，4栋猪圈需要资金40万元，县里扶贫资金赞助20万元，另有20万元由村委会自筹。自筹经费的一个妙招是，让打算承包猪圈的村民筹钱，其支出的20万元以租金形式返还，每栋猪圈每年租金3万元。

　　这样算下来，不到两年，村委会就能将20万元还清，此后能保证每年12万元的收入。

　　项目方案一经报到上级部门，第一时间获得批复，“这样能够让钱生钱，20万元当40万元来用的好项目，上级机关也很愿意扶持，他们也需要这种项目。”龚成说，申报项目不是单纯地谈困难，每个地方都有困难，而是要用创新理念设计“好项目”，“要先研究好上级单位想要什么样的项目，再看自己村里需要什么，两者结合来设计。”

　　广东乾相村发生的村官辞职事件，龚成看在眼里，心中为老村官们感到“憋屈”，“一个村主任、村书记，如果真想做些事儿，再怎样都不可能干成这样啊。”

　　2013年春节，龚成有可能不能回家过年，村里有几个在外打拼得不错的老乡要回来，他得陪老乡们吃顿饭，“没办法，贫困村就这样，宁可不回去，也得跟人搞好关系，村里建设短期内还得靠‘化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