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大学生村官的生存现状——

“我现在做的主要是办公室的工作，比方说做总结，写各种公文，做些表格，整理档案等。”云晓波想了会儿说，他给黎明村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活跃了村里的氛围。村里计生协和妇联组织学习跳交际舞——北京市“优秀大学生村官”云晓波

常有村民问：“你带来了什么项目啊？”“他们认为大学生是无所不能的，觉得是政府派下来的。”“没有压力”、“像是在度假”“现在完全可以考虑结婚生孩子，因为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养孩子。”——通州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助理刘佳

“我们书记对我的态度是：我有事叫你来，其余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事。”“连续两个月没有人打扰我，村里也特别支持我考司法考试，我考过了他们还很高兴。” ——于伟

“农村人际关系更加复杂，进去如同就掉进了一个漩涡。”“干得不好，还要挨批评，干得好了，还得会说话，让人家高兴。” ——大学生村官苑杰

2006年7月，2000多名高校毕业生陆续奔赴京郊1853个行政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两年的实践，让理想满怀的大学生村官们变得更加务实，但他们的地位却很尴尬：工作范围有限，权力有限，未能进入决策层。一位大学生村官说：农村改变我比我改变农村多。

《民主与法制》记者 李梦娟 实习记者 韩小蕊

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这是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最新部署。

而此时，云晓波已经在北京大兴区黎明村担任了两年村官。他是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2006年，经过层层选拔，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云晓波被聘为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据统计，目前北京大约有5000名大学生村官，今年的招聘工作结束后，这个数字将达到8000人。根据前两年的报名情况来看，报名和录取的比例为6比1左右，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部分省份就已经开始了“大学生村官计划”。高校毕业生在农村任职的探索之路已有十余年之久。

按照中央精神，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造就经过基层实践锻炼、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云晓波的父亲似乎没有想那么长远，军人出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到农村“吃点苦，锻炼锻炼”。

云晓波没有辜负父亲，去年夏天，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大学生村官”。

“眼里要有活儿”

“我们村的档案管理是全市的试点。全村464口人、146户，去年人均收入上了9000元。”这个戴着眼镜，身着白衬衣、西裤的村官滔滔不绝。在云晓波刚进入这个村子时，就挨家挨户地走访，“走访老党员、五保户”，对村里有了基本的了解。

“我现在做的主要是办公室的工作，比方说做总结，写各种公文，做些表格，整理档案等。”云晓波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除了书记和主任给他交待的任务，他还会主动发觉他们没注意到的事情，或者提前完成一些工作。

在云看来，就是“眼里要有活儿”。今年他给自己找了个“大活儿”——建个网站。西瓜、甜瓜和小西红柿是黎明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都是在大棚里种植，产量高，品质好。“去年大兴的全国西（甜）瓜节上，前3名都让我们村拿了。”云有些自豪，他想通过这个网站，在今年瓜果上市前，起到宣传作用，最终实现网上销售。

经过书记的同意之后，云晓波开始四处联系网络公司建网站。起初，一家公司开价1万，云晓波嫌要价太高。随后，他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到市里，来到百度的办公楼。他和百度洽谈得很顺利，对方答应只需3000元就可以建站。

今年3月份，网站建成，同时云晓波的工作中又多了一项任务——网站后台的维护。“这个网站还得加上‘供求平台’，买卖双方的需求都能贴上去。”云晓波说，实现网上销售最大的好处是“农民省事儿了”。这是促使云晓波办网站的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买家不上门收瓜，农民们就要拉着一车车的瓜经过两三个小时的颠簸到城里卖。这些农用车大多没有牌照、灯也不全，农民只能半夜两三点结队去新发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有欺行霸市的，他们必须结队去占地方卖瓜。”云解释，“如果能上门收购，他们就省很多时间，省下来的时间学电脑多好。”

借助于这个网站，云晓波还有更大胆的设想：“想做个甜瓜协会，把我们这一片种甜瓜的都涵盖进去。做好以后，新疆、内蒙古的瓜农可以和我们联系，这样这个网站的货源就很多了。”

其实，2006年云晓波刚到村里时，他就想着给村里招商引资。他通过熟人找到了投资商，“主要是在村里种植灵芝，生产营养保健品”，他还请来了专家进行实地勘察。由于规模比较大，涉及到占用农民土地问题不好解决，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云晓波的第一个项目就此夭折。

“你带来了什么项目？”

类似的问题女村官刘佳也遇到过。刘佳是通州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助理。她所在的村庄，离河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里没有青山、也没有绿水。一望无际的农田，成片开放的桃花，是这里唯一的景色。

对一直想从事农业旅游开发的刘佳来说，桃花是她唯一可选可开发的景。她很想办桃花节，每年春季，办得成功的话，村里就会有笔可观的收入。然而摆在她面前的现实却让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眼前，桃花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连成一片花海。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加之桃树的管理成本相对于种粮食作物来说要高很多，桃农砍去了大片的桃树。刘佳为之痛心。

即便这些桃树没被砍掉，刘佳的“桃花节”梦也很难实现。在这个只有200多口人的村庄，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他们在京城里头随便找个工作都比种地的收入高”，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他们安于现状。“要是投资办农家院之类的，农民也不愿意做，农民担不起风险。”

另外，这个村子离市区较远，如何把游客吸引过来也是个问题。再加上“一无资金，二无权力，还没有人支持”这些原因，注定让“桃花节”只能是刘佳的一个美梦。同样的原因，让刘佳的另一个设想——发展有机农业夭折。

“我觉得自己创造一个项目真的很难，尤其是没有权力和资金。”刘佳叹了口气。

去年，刘佳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村里。刚开始村民对她的到来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常有村民问：“你带来了什么项目啊？”事实上，有没有项目刘佳自己心里有底——如果我有项目自己就在外面开公司了。“他们认为大学生是无所不能的，觉得是政府派下来的。”还有村民告诉她：“好好干啊，到时候挣钱了给你买车。”刘佳明白，自己完全不可能实现村民的希望，因此后来她有些怕和村民聊天，怕他们再谈起“项目”。

“我觉得不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很愧疚。”刘佳说。

尴尬的地位

村民们开始失望：“你们这些大学生村官都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都干吗了？”另一个村官于伟表示，他有时会听到村民这么说，他也很生气。但他坦承他们说的是实话，“村民很希望我们干点事”。

对于伟而言，他最平常的一天就是等着工作来。“一会儿妇联主任给活儿，一会儿会计给点活儿。”他做的最多的就是类似于秘书的工作。

“我们书记对我的态度是：我有事叫你来，其余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事。”于伟说，需要他做的事情很少，虽然书记这么说，但他平时都来上班。

“宁可累死也不能闲死。”于伟告诉记者，他也在为自己找事情做。在他看来，去年他做的最有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给村民解答法律问题。他一共给村民解决了7个法律问题，“刑事民事的都有”。

前不久，他又找了一件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事，但没有成功。今年植树节到来之前，于伟想发动镇里的村官植树，每个村官带两三个村民去种树，种树的地点于伟都选好了。他兴奋地去镇团委商议此事，“结果他们的态度出奇的冷漠”。在于伟看来这种态度是“对事不对人”。

镇团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伟的提议，似乎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考虑：“别说你说要办这事了，我们团委办些活动，征集资金都很难。”

于伟后来也想开了：“当然镇里有镇里的困难，还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没有支持这次植树活动。”

然而，最让于伟介意的是乡政府的态度，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村官的地位也很尴尬。“平时我们和乡政府接触得多。我们在乡政府这一级别上处于边缘地位。乡政府特别忙的时候，会抽我们上来干一个月的活，等没事了，我们又回村里面。”

于伟告诉记者，在村里，书记和主任对他都还不错。但他也很少过问村里的内部事务。村里有重要的决策时，他采取的态度就是避开；村里财务的流向等重要事情他也都采取回避态度。

“第一，我出不了意见。第二，书记也不想让我们这样一个外人知道村里的内部事务。其实，村里的潜规则非常多，没有正规化的运作方式，都是靠3个领导合计。”

回避的不只是于伟，村里的会计、妇联主任都得回避。“村里3个领导商量到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着差不多该说这些事了，就自然回避。连妇联主任都算是外人，我就更算是外人了。”

于伟到这里之后感觉“被闲置了”。“大多数书记不让你多管事情，不愿意你去创新，省得给他添乱子。”他感到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怕“添乱子”，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寻找着做点什么事。“但可能跟个人能力有关，很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