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的四个档次

江津区先锋镇绣庄村村委办公室内的张贴墙上，贴着村委会干部的分工表，邹林娟的职务是村书记助理，没有任何的工作范围划定。“没有具体的分工，也就是说我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做。”邹林娟似乎很了解自己的角色，“都没有村民投票选举过我，怎么能叫‘官’呢？大学生村官根本就不是官。”她给所谓“大学生村官”做出的定义，就是一名服务者。

邹林娟所在的绣庄，是中国三大花椒之乡之一，同时这里也有西南最大的花椒交易市场，村委办公楼就紧挨着交易市场。所以办公室进出的人，谈吐呼吸间都透着一股花椒味。

土生土长的江津农村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法学系，回到农村工作。这给曾经向四方乡邻骄傲地宣称供养出了一个大学生的小邹父母一度造成很大的不解：满以为上了大学就跳出了农门，兜了一圈怎么又回来了？直到她给出“两年之后可能转公务员，那就是吃皇粮了”的说法，终于让父母的心态逐渐平衡。

邹林娟还有一个身份———江津区46个大学生村官的联络人。这是在全体村官第一次聚会上她主动请缨的，之后，她建立了一个专属江津大学生村官的QQ群，“群里不多不少，正好46个人。”

因为自己联络人的身份，邹林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本区、全市乃至全国的同行，了解他们的想法，倾听他们的不满。久而久之，各种各样类型的村官在她心目中的分野逐渐明晰，于是便形成了她眼中的4种村官档次。

“最高层次是那种真正愿意扎根农村，藉由这个平台实现一定人生价值的人，他们是抱着‘改造农村’的坚定信念下来的，这种类型并非个案。”邹林娟告诉记者，其次是带有一些主动性质，想有一些作为，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总会给他们的施展造成一定阻碍。

她认为的第三类是那种功利性较强，更多地把村官工作视为仕途跳板的人，“这一类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很能吃得开，也许是他们的目标更明确一些吧。最差的就是那一小部分混在农村的人，他们总是在抱怨，什么专业不对口、人际关系难处理、村里人缺乏认同感等等，或者是那种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他们很会说，但就是坚决不做———要知道，大学生村官享受的福利待遇，往往比村干部还高！”

　　忌讳被人说“镀金”

在出任綦江县石壕镇罗李村书记助理之前，朱泽东曾经在大足县做过一年的西部志愿者，同时因为大学学的也是涉农专业，所以相较于其他“菜鸟级”大学生村官来说，他算是老兵了。

“怕是下来镀金的哟！？”履职之初，朱泽东听到一些干部和群众这样议论他，到职一个多星期，村里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搭理他，这种信任危机让他一时间难以释怀。

思来想去，朱泽东觉得应该采取主动，但是苦于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口。他不得不处处留意，最后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原来，石壕镇是个产煤大镇，各村都兴建了很多小型煤窑。但罗李村因为更为偏远，那条过于简易化的进山公路在煤车的反复压榨下早已面目全非，由于塌方，有些路段还不到3米。正是因为路况不佳，该村的经济形势一直落后于相邻各村。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会花时间在那条3.8公里的路上走个来回，哪里需要翻修、哪里需要扩宽，他都一一记录下来。之后的一次会上，当

他把“修路”的设想提出来之后，村里的大部分干部激烈地附议。接下来的融资，他提出采用村民按人头每人投资100元，不够的向财政申请拨款的方式。现在，朱泽东的修路计划有望在年内动工。

这次提议以及之后进行的几次向村民融资宣讲会，让朱泽东在当地干群中威信大增，这为他之后在全村推广的金银花、汉麻种植彻底扫清了障碍。“现在想想，要是当时我没有主动放下身段，误解可能就会加深，甚至激化，我在这里的日子可能也会非常难过。”朱泽东有些“后怕”地说。

上个月底发生的同华煤矿矿难，给相邻的石壕镇带来很大的震动。目前，除了日常工作外，朱泽东还做起了村里的安全生产监督员，让他很感欣慰的是，各个煤窑都很给他这个书记助理面子，只要是他认为的违规操作，一般很快就能得到整改。

　　经历很多改变很多

“要完成从大学生到‘村官’的角色转换，我们必须经历很多，改变很多。”1米55个头的邹林娟扶了扶眼镜架，一派大学生打扮，并不容易使人把她和村官联系起来。上班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处理花椒市场上一个买卖纠纷，当她拨开围观的人群，道出自己的身份后，没想到先把争执的双方和围观村民逗乐了。“派个学生妹来做工作？太看不起我们了。”羞红了脸的小邹，那天愣是没有再说出半句话。

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很多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在艰难地适应着，没有人主动给你教授什么，社会就是唯一的老师。而现实社会又是残酷的，在广阔天地的大舞台上，有人已经歌声嘹亮，有人正在想法自救，而也有人打起了退堂鼓。

胥新现在是市某国企行政人员。上个月，他从北碚区某行政村主任助理的位置上自动退了下来，他给自己的隐退找了两点原因：人际关系很复杂，即便是一个小小的行政村，也有很多利益纠葛在里面；另外自己去了近半年，感觉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但是想起来，居然回忆不起自己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另外一名不愿具名的在岗大学生村官则说，村里面水很深。特别是涉及到一些纠纷，那可能是几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地村领导都无可奈何，一个菜鸟就更别想把矛盾化解了。他曾经带着善意试着碰了一下，但是差点被打的经历让他再也不敢问津一些事情。

这名村官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两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希望任职期满之后能够顺利通过考核，当上公务员。”

村官被截留变乡官

在重庆大学生村官，几乎都认识或听说过一个网名叫“老支书”的人。在重庆某农业部门任职的他，因一篇《一封给大学生村官的来信》与他们结缘。目前，他在重庆大学生村官网上专门开了一个在线栏目———“老支书问答”，义务为村官们作心里疏导、布置调研项目以及修改报告等。

“老支书”说，他非常关注并且也看好选派大学生进村任职政策，但是，目前重庆存在着不少有违招募初衷的“动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学生村官们并没有能下到村一级，而是在到乡镇一级报道时，被截留了。

“这个现象比较普遍，虽然中组部、市委组织部曾连续发文禁行，但效果并不明显。”他认为，大学生村干部很多基本素质较好、工作能力和热情也较高，乡镇机关一些文职工作，比如打字、文印、写稿子、理材料……那些枯燥乏味的事情一般是无人接招的，这些事恰恰可以推给大学生村官。“我看到一些被截留人员在文章中自称‘打杂的’、‘勤务兵’，也就是这个原因。”

同时，由于乡镇的条件一般优于农村，有些村官会出于个人意愿而想方设法留在乡镇机关。“虚荣心作怪，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是村官会丢面子，而即便是截留了，至少也摇身一变，成了乡镇干部。”邹林娟周围就有大学生村官变“乡官”的案例。“那个男生是本地人，动用了不少关系终得截留。可是他现在过得并不比我们好到哪去，因为他每天都叫累，但做的事情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最难堪的是，他认为，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

他们的到来 填补了我国村级行政组织没有大学生的空白

大学生村官若被环境同化是一种悲剧

大学生村官下到基层，对于基层政权的巩固是有好处的。

■信报记者 张小伟

从“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到“三支一扶计划”，再到“特设教师岗位计划”，那些涉及选派应届大学生服务基层的工程，虽然政府倾注了很多精力，但都因为服务者环境、待遇、编制、出路等因素，在现在看来发展前景并不那么明朗。如今，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村官工程已经启动大半年，这股注入乡村、富于知识和青春活力的力量，填补了我国村级组织没有大学生的空白。采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村官都认为基层改变自身比较多；但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应该是“今天基层改变我们比较多，但明天我们会改变基层比较多”。

在情理法之间平衡

大学生村官有很多时候都会协助村干部处理一些日常纠纷，有婆媳不和的、拆迁不公的，最常见的是买卖争执，人手不足的时候还得单枪匹马地去调解，他们也常常会困惑于农村的人情世故。

学法律出身的邹林娟曾经以为“万事说不过一个法字”，调解民事纠纷，理所当然是她的强项，但是几个回合下来，她才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好几次，邹林娟甚至是叫来了民警，但往往事与愿违。见到警察，当事人双方情绪反而更加激动，争执就快要升级为争斗了。这时候，能起到“灭火”作用的还是闻讯赶到的村支书吴开蓉，大声武气的一句，“先不要吵了，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就算是给我个面子吧！”矛盾就此平息。

邹林娟想不通，就请村支书指点迷津。吴开蓉告诉她：农村始终还是个将人情世故放在首位的地方，完全依靠法律法规，未必管得下来。对于此，邹林娟同意一大半，“要做好农村工作，是应该在情、理、法之间找准一个平衡点。”

但她还是有着自己的坚持。她把这个事情公布在QQ群上，没想到很多“同行”都有着类似的困惑。“为什么不编一本专门针对常见纠纷通俗易懂的法律小册子，分发到各村，权当一次普法教育嘛。”群上有人这样提议。很快，就有9个学法律专业的村官站了出来，邹林娟是其中一员。

9个人的行动得到了江津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从编到印，总共一个半月的时间，《农村实用法律法规读本》出炉，首印一万本，被很快免费下发到各村。

“学校课本里学到的知识，在村官工作中可能难得直接用得上。但如果能把死知识用活，也是大有用处的。”邹林娟说，她从吴书记那里还学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在工作对象中间树立足够威信，腼腆、怕事就不要来了。“以后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这都将是一笔财富。”

綦江县郭扶镇古松村主任助理王天武，对于农村人情世故的理解就是要入乡随俗。古松村的村民非常好客，他第一次在村民家吃饭就喝吐了。“当时一桌人轮番给我敬酒，农村的风俗就这样，不喝不行。”王天武不抽烟，但兜里随时备着，“找村民问个事情，先递上一支，这也是人情世故。”不久前，他的烟降级了，由5块的“朝天门”变成了2块5的“宏声”，因为他发现，村民大都抽这档。

朱泽东的说法则更为“直白”一些：相较于现在，就村里那些事来说，两年前的我就是个小孩子。

主动奋进改变农村

在记者的走访中，除一些涉农专业毕业生以外，大多数大学生村官都觉得这大半年来，基层改变自己比自己改变基层多一些。一来是因为所学知识难以用到农村建设上，另外他们面对的更多是诸如会议记录、整理材料、调解纠纷等琐事，表现中规中矩，突出的并不多。

基于此，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严功军表示，川外去年也输送了不少大学生村官，他们反映上来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大学生村官当初在选择所学专业时，更多考虑的是在城市就业，自然不会与农村对口；另外，从他们上学开始，城镇的自不必说，就是出生在农村的，初中以上的求学生涯应该都在城市，特别是最容易形****生观、世界观的高中、大学时期，他们的生活环境一般都在城市，所以相比农村，他们更适应城市。

他觉得，学生村官如果现在感到有些茫然，也是正常的，毕竟才出身社会不久，并且面对的是复杂的农村问题，但是一年之后应该逐渐进入角色了。“他们在基层，在努力学习社会知识的同时，应尽力量将课堂所学与农村实际情况相结合。毕竟，大学生都具备系统思维的能力，只要多努点力，书本知识应该就能变成实际操作能力。”

重庆市政协委员赵芾一直在关注着这项村官工程。他认为，一个人在30岁之前是学习能力最为强、精力最为旺盛的黄金时期，能够被选上村官，更是证明了他们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所以每一天都应该好好加以利用。而如果仅仅重复一些形式简单、既无含金量也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造成思维僵化，那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要真正锻炼和培养人才，这不仅需要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更需要学生村官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抓住一切机会奋进和提高。”赵芾说，“如果说，现在农村改变自己多一些还情有可原的话，若明天还这样，那就是一幕悲剧了。”

一个老知青眼中的“村官工程”

【新闻对话】

对话者：刘小萌———史学博士，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农村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因主编《中国知青口述史》而被称为“中国知青代言人”。

时代信报：您现在关注大学生村官工程吗？您认同它是一场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说法吗？

刘小萌：其实我并不想去关注这个事情，但是我又不能不去关注，因为，它毕竟涉及到整整一代人！

有媒体将这次村官工程看作是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觉得这是在鬼扯。当年的上山下乡，我们是被迫的，现在的大学生是争破了头；我们去农村，根本没有设定归期，我现在还有留在农村的同学，他们呢，下去两三年，回来考公务员就可以加分；我插队时16岁，正在上初中，他们却个个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至于说生活、工作、学习环境，那就更没得比了。如果非要让这两个毫无关联的事情发生一点联系，那就是大家都面临着城市的就业压力。

时代信报：您如何看待大学生村官工程？

刘小萌：我觉得这项工程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城市就业压力需要缓冲，而伴随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失，这种畸形的“剪刀差”使得农村亟须新鲜血液的注入。另外，这批多数是独生子女的中国青年，有必要去接触、了解基层社会的真相。如果还能够触发他们的一点思考，真正做出一些对农村有实际意义的事情，那就再好不过。

我觉得没有必要夸大大学生村官的作用，一些媒体的不切实际的宣传，那明显是自欺欺人，是在“捧杀”他们。中国的农村问题有多纷繁，有多难解，不是说派一批学生村官就能有多大起色的，那必须得从制度上寻求突破。当然，大学生村官下到基层，对于基层政权的巩固，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时代信报：作为一名老知青，您对大学生村官有何寄语？

刘小萌：对于那些真想在村官岗位上作出一些成绩的大学生，我的建议是，要多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时，才能做到满足农民之需。就是要放下大学生的身份和村官的架子，最好把自己转换为一名普通农民的角色，用农民的语言谈事，动辄“OK、BYE-BYE”之类的语言，农民不会喜欢。

根据我的经验，要和农民打好交道，必须要先取得他们的认同，憨厚的中国农民要求并不高。天气变化了、农产品价格下降了、哪家人红白喜事，你去串一串、问一问，他们会长时间地心存感激。有了认同感，自然会产生感情，要是你还能时不时上网查一查一些农产品养殖技术，然后很自然地教授给他们，那你就是他们自家人了。分不清五谷杂粮而硬要表现出自己有多高明，这样的“村官”，农民嘴上不会说，但心里不会对你“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