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票证祭:对中国票证制度的一种反思》

一

票证有各种各样，本文的“票证”专指流行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用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之凭证，比如肉票、粮票诸如此类的票证。

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再有各种购物时所需的票证了，除人民币外。只是在人们的抽屉中偶尔才能翻捡出肉票、火柴票、肥皂票、香烟票、酒票、粮票、布票、油票、煤球票诸如此类的票证，不过这仅仅是作为对过去生活的一种纪念而已；人们不时在地摊上与各类收藏品市场上可见到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票证，不过更多的是人们将这视为一种投资的机会与渠道。对于今天年少的中国人来说，肉票、粮票等票证也许是一些陌生的词眼了，他们对票证恐怕亦没有多少的体验与记忆，亦很难想象得到票证对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可是，票证制度曾经是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它伴随着亿万中国人度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对于年长的中国人来说，票证是一桩抹不去的记忆，是一段挥不走的过去艰辛生活的历史印记，对于他们来说，票证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辛酸。而对于学者们来说，“票证”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票证制度”是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二

票证是在商品短缺的情形下为了确保短缺商品的公平享受而分配的一种购买凭证。人们可以买到紧俏的平价商品，于是票证就有了价值。“粮食、棉布、食糖、食油、肥皂以及大量的消费品一直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的消费品配给是共产党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主要政策。中国人民长期习惯于艰苦的生活条件。食品和服务的供应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定量配给的模式是过去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显著的特性，因此，中外学者能够就此达成绝对一致性的认识，是毫不奇怪的。那么票证制度产生与长时期存在的内在依据、根源何在呢？

之所以实行票证制度，究其原因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计划经济在消费领域中的体现，更确切地说是保证计划经济运行的需要。计划经济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列宁在1906年曾经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对立的两种社会基本制度来看待。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种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已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从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搞社会主义只能实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曾效仿过苏联，亦实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的特征在于以国有制为其追求目标，排斥或限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遏制竞争；以实际上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为其分配之方针；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行政的、指令性的、直接的管理，政企是不分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计划经济体制在消费领域的表现就是，我国的消费品的流通是高度集中与封闭的，绝大多数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商品流通是由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商业承担，实行层层分配商品的模式，“统购统销的配合和定额制度控制了消费”。与生产领域中高度的计划性一样，消费领域计划性亦十分明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无不留有深刻的体验。。其次，中国经济落后、社会生产力低下，没有充足的消费品可以供给，是一种典型的短缺经济运行的模式。而这种忽视消费品生产的经济模式又与当初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有关。自五十年代始，我们国家强调的是重工业的发展，而轻视轻工与民用产品的生产，其结果只能是消费品的短缺。“只要有可能，大量的资源就被用于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品”。比如，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发展之计划集中于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重中之重又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为了确立中央集权与保证计划的方向（重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在关键部门建立起国营企业，对私营工业与商业进行改造或消灭，以便能够集中地控制与掌握大规模的工业投资所必须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主要农产品由国_家统购统销，以保证从农业部门吸取资源支持工业投资。当然，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经济运作的重心时有变化；不过，一直以来较为轻视轻工与民用产品的生产，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短缺的经济并不必然地要在消费领域中实行凭票才能购物的票证制度。事实上有别的办法与原则分配这些短缺的资源，比如自由公正地交换，即谁有钱就谁享用，谁能出得起更多的钱谁就更多地享用这些有限的供给（当然公正是相对的，这里亦不去探究钱的来源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除了上面所指出的宏观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外，中国实现票证制度的更深层的因素恐怕已超越经济本身了。而这超经济的因素实际上就是中国实行票证制度的本质之所在。这些因素（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要求与权力之霸权，票证所反映的是人们对国家的一种依赖关系。

人总是有私欲的一面，作为一个生物的个体，他总得消费，而这与当初所宣传的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是有矛盾的。因此，要人们斗私批修，要人们从灵魂深处闹革命，批倒批烂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小资情调”诸如此类的用语是当初人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惯用的标准化的话语，从中亦不难体会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所在。但是，人的私欲是不易克服的，光凭宣传与舆论导向是不够的，因而不管舆论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其结果培养出的更多的恐怕是“口头革命派”。所以需要其他的办法与手段如制度性的安排，以保证社会主义理想与操守之落实。票证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并以此压抑人们的私欲，保证社会主义理想和要求之实现。

作为购物的一种凭证，票证只是符号，但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它却安排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这是一种符号霸权。社会学关于社会资源控制模式的理论认为：“特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占有和分配各种短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资源利益和机会，造成一种依赖的社会环境，迫使社会成员不得不以服从作为代价换取短缺的资源、机会和利益，进而达到约束人们社会行为，实现整合目的的社会过程。”票证就是权力的一种体现与象征，票证是一种资源，一种可以约束与控制人们的手段与途径。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认为，我们必须将权力与资源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他把社会中的资源分为两类：配置性的资源（alfocativeresources）与权威性的资源（authoritativeresourees）。前者指的是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利用的自然力，而后者指的是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权力表现为对资源的支配，而支配都表现为控制模式，凭借着控制以达到实现与维持他人对自己的服从。在他看来，现代国家其控制（或统治）的范围与控制（统治）的强度要大大地超过以往任何的国家，“现代国家的一项主要特征在于：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的巨大扩张，直至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生活的最为隐私的部分”。票证一种对配置性资源的安排，它左右着人们最为基本的生存性的生活。票证更是一种权威性的资源。人们为了获取票证或能得到更多的票证忍受着种种制度性的约束，因为票证是一种符号。它是权力、地位、身份的象征，拥有某些其他人所没有或很少有的票证，就是表明其权力比别人大，地位、身份比别人高。票证是国家对人的一种身份性的认可，这就是说，不同的身份拥有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票证，丧失了或者说被剥夺了对某些票证的拥有，就意味着某种身份的丧失或被剥夺，表明了不为社会所认同。比如，六十年代初，由于国家在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不少在城市里工作的人回到农村原籍，帮助国家克服经济困难，以渡过难关，而这些回到农村原籍的城里人又变成农民了，他们当然不再配享有过去作为城里人时所拥有的票证。总之，票证是一种符号，其背后是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符号霸权的实质就是政治霸权。它是想通过票证的分配来安排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生活的自由度，欲将人们的生活一体化以期纳人到有序化的政治生活之中；可以通过票证的分配制度达到整合社会民众行为之目的。

随着票证的消失，其符号意义之霸权亦随之消退了。可是，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种类的霸权，这其中典型的就是传媒与广告的霸权。现在似乎无广告就不知如何购物，面对上百种品牌电视机人们不知如何地选择；面对着传媒广告的狂炸，消费者同样无所适从与不知所措。这就是现代传煤广告之霸权。广告左右和决定了人们的购买欲望与购买行为。当然，这是另一种霸权，与当年有票证才能购买是大大不同的，不可等同视之。简而言之，前者是处于买方市场时所采取的一种销售之策略，其霸权性隐藏于人们自由选择之下的，其意义与作用是商业性的，而后者是在物品严重匾乏时对人们生活的一种安排与控制，其霸权性是明显可见而且是制度性的，其意义与作用是政治性的。

实际上票证的存在表明的是人们对国家的一种依赖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当然所依的对象是国家政府，而不再是个人或家族。在票证制度之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同国家和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票证就意味着割断了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失去了生存或生活的一种可能，因为当初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资源，单位与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掌握的资源，只能依赖于国家与政府的分配和供给了。“城市工人家庭要拿所得的工资去购买商品时，大多数时候不仅要付钱，而且还要票证，这些票证由组织通常即生产这些配额消费品的单位，领取票证时须出示由户籍警核发的户口本子。”票证制度在中国的出现与实行表明了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的转变。传统的中国，其国家与社会是相对分离的两个领域，国家是国家，而社会又自有其自己的天地，民间社会或地方性的社区是相对独立的。国家的行政力量没有或者很少能够达到基层的地方性的社区，这些社区之秩序主要是依赖于其自身的力量来维持的，如以地方的乡绅、传统习俗等对社区进行整合。马克思与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乡村与小镇自我管理的有效性作了精到的分析，尤其韦伯的阐发更为精深。城市是达官贵人的聚居地，但不是自治的实体，而农村正好相反。乡村的争端是由宗族或地方庙宇管理组织来解决的，人们力求避免上衙门，而国家的干预也是极少的。韦伯的阐发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因为中国的法律及农民的思维习惯缺乏‘社团’的概念，所以村庙自然而然地成为村落的主要代理人”，而庙宇“照管道路、运河、防卫与治安”，“还负责防御盗匪或邻村的侵扰，提供校舍、医师、药物、葬礼”与“储藏村落的武器”；而“人民信赖的是庙宇的裁判，而不是国家官方的法庭”，庙宇“拥有对小事的审判权，并且往往独揽了各式各样的诉讼，只有牵涉到国家利益时，政府才会加以干涉”；当然，“政府对这种非官方的自治权并不总是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立场。’，而到了现代，尤其到了1949年以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建立起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模式，另一方面，将社会主义的政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基层社会，包括在乡村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控制机制。这样国家在组织形式上通过单位制度将个人纳人行政框架，个人成了高度的“组织人”；而在农村农民变成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里的社员，实际上社员同城市里单位里的人员一样都是“组织人”。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不仅使社会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地位，阻碍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亦使国家膨胀变形，影响了其自身应有功能的发挥。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实质就是社会的萎缩，乃至近似事实上的消失，按照市民社会的有关理论来说，即是市民社会的萎缩、消失。票证制度的出台，表征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表明的是社会（或民间）的被侵袭、被蚕食，即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性控制。

当然，分配是按照不同的身份来进行的。中国仍然是一个讲身份的社会，全体公民分为三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干部身份、工人身份和农民身份，它们的差别不仅反映在政治方面，而且集中于户籍、就业和福利待遇等方面。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身份对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有着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前的身份制（或说准身份制）不仅具有‘阶级成份’和‘家庭出身’的政治含义，而且具有职业划分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要内容—这种身份对个人的消费资料和社会福利的分配及社会地位发生重要影响”。人们与国家的关系如同家族的关系，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这有悖于现代社会之精神：契约关系。从社会关系上说，人类社会之进步在于如英国历史学家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票证制度就是这种身份制与人们对国家、政府的依附关系之体现。，同时又是它在消费领域中的一种保证。显然，票证制度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打破了身份制后的中国社会，必然要摒弃那束缚着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生活多年的票证。

三

相反相成，这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逻辑。票证制度亦是如此。由于票证对人们生活的限制与安排，必然会出现反对或违背票证制度的各种规定的做法，即各种反制度性行为的出现。典型的是“开后门”与黑市票证交易和自由市场的存在。

人们是痛恨开后门的，但是现实又迫使人们想方设法走后门，有些人并以有后门而庆幸。这小小的票证之背后隐含着中国人特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票证构筑出一幅人际交往的联络图。当然，走后门是多方面的，当兵、上学、提干、进工厂如此等等都是有后门可以走的，票证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其实质是相同的。不过，在当初票证是一块敲门砖（有此便于走招工、提干等后门），又是人际沟通网络的纽带、中介、桥梁。给人票证就是送人一份人情；拥有别人没有的或拥有比别人更多数量票证，就比别人有更多的生存或确切地说生活得更好些的机会，也就是在宽泛的意义拥有特权（当然是比较意义上的），你就处于“特殊阶层”（“特权阶层”）。当然，特权有范围大小之差与层次高低之别。这里我们不妨再次提及上面所提出的论点。事实上在中国不同的职业、户籍、身份的人（农民与工人、乡下人与城里人、群众与干部）在票证的分配上是有差别的，后者比前者在数量上多些，而且拥有一些前者所没有的票证；更关键的在于有些人所拥有的票证不是在一般的商店里可以购买得到的而是在其他地方即在所谓的“特供”商店里才能购买得到。所以说，拥有只有在“特供”商店里才有供的票证本身就是拥有特权或者拥有后门的关系。根据不同的身份进行票证的分配，算是合法性的分配，属于制度性的安排，只要拥有某身份就可以得到其应得的票证。这种分配情况在当初的人们看来似乎是无可厚非的。因此，人们动脑筋的主要的是如何从别的渠道搞到所需的票证，这就是所谓的“走后门”矣。当然，领导干部要比一般的民众更有得到票证的渠道，他们在合法性的分配（其本身所得的原本就比别的阶层的人要多些）之外，能得到更多的非正常即非那么合法的票证。开后门这种情况的存在意味着一些部门与领导拥有处理票证的一定自由度，这就为人情、特权提供了机会与保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不能说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部门没有一点自由权，至少有些部门与领导是拥有一些自由度的，因为他们手中握有一定数量的他们可以自由裁量的票证，而票证就是资源。这也就是当初为什么物资、商业部门在中国大地如此风光的原因之所在，与现在的状况正有天壤之别。计划经济时代、票证时代是它们的黄金时代，随着票证制度的消失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真是一落千丈了。自由度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特权，同时亦是滋生腐败的一个因子。当然，那时的腐败状况无论在数量、程度、普遍性，还是范围、形式与行业，同现在相比较是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的，但毕竟也是一种腐败。现在叫“权钱交易”的随时可见，那时无非是“权力票证交易”、“人情关系与票证交易”，这亦非鲜见。其实质是相同的：以权力获得好处，即不正当地利用权力为自己或别人谋得好处。

票证制度不仅为走后门提供机会，而且必然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黑市中票证交易的出现与自由市场（自由买卖）的存在。当然，人们不可能公开地进行票证买卖，它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进行的，否则就有严重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在政治上的问题。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过描述：“从正式使用票证的那一天起，票证买卖就存在了，只不过60年代初中期的票证买卖特别盛行而已。票证买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欲卖票证的农民把票证夹在篮环上，自己坐在竹篮的一边，或在卖菜，或在悠闲地喝早茶。想买票证的看到篮环上的票证就会上前答汕，如果价格谈妥，就可以成交。当地的市场管理人员当然谙熟这一套‘把戏’，但都是熟人，何必多管？而外面来检查市场的人却不会注意到篮环上的几张小小的票证。”从制度角度说，票证买卖是不允许的，但是事实上是存在的。比如，农民的智慧“把戏”与管理人员对“把戏”的听任态度，恰好说明了社会学中所谓的“制度化的逃避现象”这一点。“制度化的行为并不都是那么顺从和理想的，有些是经常会发生在正常化了的社会规范中，似乎是可以容忍的越轨行为，这就叫做制度化的逃避现象”，即所谓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是也。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生活之逻辑毕竟会战胜空洞的理想原则，也就是理想最终要同现实相妥协的。尽管票证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说到底生活是根本的，人要生活而且总希望生活得更好些。因此，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即出现了不少绕开票证对人们生活的安排的做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反制度的行为”。由于反制度行为的存在，国家与政府不可能完全按照票证制度对人们的生活作出安排以期达到社会主义所倡导的理想生活模式，也就是国家无法通过票证制度实现对中国人的生活一体化，将其完全纳人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与轨道上来。反制度性的行为典型的是黑市与自由市场的存在。黑市指的是专门从事国家明令禁止的那些交易活动的市场，非国家市场的即是自由市场。当然自由市场并非就是黑市。当初的人们通过自由市场或黑市，突破票证制度对人们生活的限制，购买生活必需品或者改善生活。事实上，自5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与黑市交易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在“文革”这样腥风血雨的政治化的年代亦是如此。这一方面是生存逻辑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是政策上的一定程度的许可，也就是理想与现实相妥协的产物。如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这《紧急指示信》总计有十二条之多，其纲目明显地带有折衷的倾向性，其中第十条就有如此的规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

由于票证制度的作用，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场境：在有客人或特别的日子时人们才使用某些票证或者多用些票证比如肉票，人们轻易不使用而是积累起来以备非常之用。另一种情境是人们相互之间票证的借用，此为提前消费矣，“尽管有规定不能在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票证，但这样做的却大有人在”。当然，这是个人行为，它只对个人与家庭有影响，而对总量供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票证不仅有量的规定性，而且有时间性，即提前不能使用而过期又要作废的。因此，欲想多消费那只好借别人的（先消费别人的），多消费实际上是提前消费，这个月多消费意味着下个月少消费，那时候大家的供给都有限。这种所谓的提前消费与现在商家鼓励人们提前消费的情况是大为不同的，前者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生活穷困的表现。上述诸种情形除了说明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人们生存的策略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四

肉票、粮票等票证已远离我们的生活而去了。不过在今天国人的生活中出现了其他种类的票证，只是这些票证已是发财的机会或标志，与过去的完全不同了。面对着现在人们对某类票证的疯狂，不禁想起过去岁月中的票证，忆起那个时代人们的贫苦。故有作一文以“祭”票证之意。但愿在今后人们的生活中再也不会出现有肉票才能购到肉，有粮票才能买到米诸种情形了。作此文另一个目的在于希望能有更多的系统性、客观性与实证性的对“票证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学术界需要以非历史学如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已逝的历史事件如本文的“票证制度”，丰富与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从而汲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