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领导东北抗日

　　28岁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提起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抗日英雄的事迹就会忍不住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有一个人，因为牺牲太早，并不为很多人所知。

　　这个人叫罗登贤，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临危受命成为最早领导东北抗日的满洲省委书记，28岁不幸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随后英勇就义。

　　罗登贤就义时，儿子罗伟民只有10个月大，而如今罗伟民早已成为耄耋老人。老人默默地生活在广州，过着淡泊的生活，老人回忆：17岁才知道母亲仍然健在，才了解到父亲的英雄事迹。

　　在严峻形势下临危受命 带领东北人民一起抗日

　　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哈尔滨道外头关街牛甸子岛上，北满(注：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

　　在会议上，一个人铿锵有力地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党内不允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如果谁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斩钉截铁说这段话的人就是罗登贤。

　　罗登贤，1905年生，广东南海人，1925年时，罗登贤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领导和策划省港大罢工，1927年底广州起义时，罗登贤指挥600多名赤卫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向敌公安局和保安队发起进攻。

　　1931年夏，罗登贤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工作，化名达平，负责组织领导东北地下党的斗争。他一到沈阳就积极指导满洲省委在各大城市广泛发动工人运动。不久，又赴黑龙江哈尔滨，指导哈尔滨特委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冯仲云、薛雯夫妇是当时我党在哈尔滨的地下党重要成员，在冯仲云、薛雯夫妇家里，罗登贤和在东北的地下党成员讨论出了一个又一个推进抗日民主运动的议程。

　　薛雯起先并不认识罗登贤，“后来才知道他是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组织领导工作的杰出人物之一罗登贤。”薛雯回忆罗登贤说：“他是瘦高个子，那天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衫，样子既庄严又和蔼。讲一口北方话，只是偶尔露出些广东口音来。”

　　薛雯晚年多次深情地说：“当时，我刚刚入党，对革命的认识很肤浅，他的开导给了我很大帮助。”而为了纪念罗登贤，冯仲云、薛雯夫妇将自己的女儿取名冯忆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形势日益严峻，时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罗登贤和满洲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分析了当时形势和这次事变的性质，于9月19日、9月21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

　　1931年12月，罗登贤临危受命，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并将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当时尚未陷落的哈尔滨，当时李杜、冯占海的部队均在哈尔滨。正确的工作策略和全民抗日救国热情的高涨使党组织和其他抗日组织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被叛徒出卖“公审”斥法官 年仅28岁不幸英勇就义

　　从1931年初到1932年，在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除派出100多名党团员干部先后赴东北各地独立创建抗日游击队外，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抽调大批骨干到义勇军部队开展统战工作，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团员，组建党小组和支部，大大推动了1931年到1932年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斗争高潮的形成。

　　1932年7月，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罗登贤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满洲省委书记职务被撤，并于12月间强行将他调回上海。对于被调离东北，罗登贤虽然不服，迟迟没有启程，但最终顾全大局，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到上海后，他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他组织上海纱厂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主张全民族抗日，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围剿”红军。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出席全国海员工人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将他和廖承志以及在上海治病的陈赓等五人逮捕。31日，法庭宣布他们是“反动分子”，并进行“公开”审判。

　　罗登贤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怒斥法官：“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助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里我同义勇军一道和日本强盗作战；我曾经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活动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反革命活动吗？”

　　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被秘密杀害，年仅28岁。临刑前，敌人问他有什么话说，罗登贤凛然表示：“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不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罗登贤之子深情忆父母 父亲是一生的精神财富

　　从14岁才有自己的名字，再到17岁第一次见自己的母亲，作为罗登贤的儿子，罗伟民一生充满坎坷。

　　1932年10月27日，罗伟民出生在哈尔滨，10个月后，自己年仅28岁的父亲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在罗登贤就义前的4个月，因要送一份中央文件到香港，罗登贤的妻子周秀珠(后改名为周冷波)顺道将刚满10个月大的儿子交给了罗登贤的大姐罗才抚养，而母子这一别，整整17年。

　　1942年，罗伟民刚满10岁，而此时也正好是日军攻占香港的白色恐怖时期，为了保护罗伟民，罗伟民的姑妈从不肯向外人透露一丝半点罗伟民的身世。“外人问起只好说是捡回来的孩子，我连名字都没有。”

　　1946年，14岁的罗伟民入读培侨中学，从三年级读起，成为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大龄学生)，同时，在学校里，罗伟民有了自己的名字，“培侨中学的班主任朱慕湛替我起了伟民这个名字。”罗伟民回忆。

　　1949年春夏之交的某天，罗伟民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前往北京读书。临行之时，姑妈郑重地将他父母留在世上的唯一合照交到他手上。

　　罗伟民回忆，“在廖承志伯伯和连贯叔叔的安排下，很快就得到了妈妈的地址。”“妈妈还在，对我是个很震撼的消息，因为过去那些年，一家人都以为我父母都已经为国牺牲。”

　　罗伟民当即按连贯提供的地址给母亲写了封信，“很简短，大致内容是：妈妈我是你的儿子伟民，我回来了，现在北京华中中学读书。”“随后我第一次见到日思夜想的母亲。母亲讲述了父亲的情况，父亲的坚强勇敢，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英雄气概引起我心灵上的强烈震撼，我的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成为我一生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功，复员后却默默地在广州生活着，如今，罗伟民也进入耄耋之年，已经79岁了，而且因为生病，老人如今双目几乎失明了。

　　谈到自己的父亲，罗伟民的声音异常的沉重，而没能亲口叫声爸爸，也成为老人的遗憾，“多年来，我一直很遗憾，没能在父亲面前叫过一声‘爸爸’，父亲直到牺牲也没听到儿子的一声呼唤。”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想起我的父母，于是，我决定参军。”穿上戎装，罗伟民随后成了一名军人，虽然从此跟自己母亲见面不多，但罗伟民仍是时刻想念着自己的父母。

　　“虽然和父母没能生活在一起，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是他们在我的心中是伟大的。长大以后，我越来越了解他们，越来越理解他们，越来越思念他们。”

　　“我为他们自豪和骄傲，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要学习他们的革命品质，我不能给父母亲抹黑。”

　　改革开放后，罗伟民到广东省委八办(原中央驻港联络办事处广东联络部，后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并领取了烈属证，但是，他和家人从不在人前提起自己的烈属身份，甚至连老伴何柳梅的家人对此事都不甚了解。

　　“父亲的历史是精神财富，不是炫耀的资本。”罗老淡淡地告诉记者，语气很是平静。本报记者 陈志强

　　人物简介

　　罗登贤1905年生，广东南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28年5月至7月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全国总工会常委。1931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创建东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被敌人逮捕、杀害。

（编辑：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