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新兴国家近期通胀水平如脱缰之马，一时之间难以束缚。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主要发达经济体也无法在全球通胀“热潮”中独善其身。针对这一局面，如果未来发达经济体政策措施使用不当，必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内外因素共振，新兴经济体通胀短期难抑

　　2011年4月底，整个新兴市场平均CPI达到6.6%的高位。各国纷纷祭出紧缩大旗，试图遏制通胀，但受内外因素制约，紧缩措施收效甚微。

　　从内因看，这些新兴国家显然低估了全球共同实现宽松货币政策的叠加效应，为应对次贷危机向经济过快、过猛地注入货币“强心针”，又在“内外部经济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总体判断下，失去了及时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佳时机；

　　从外因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基于先前的“东方通胀、西方紧缩”形势，在全球经济复苏之际仍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国在短期内连续实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造成美元超供，导致美元对一揽子关键货币自2009年初以来贬值15%以上，直接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加大了新兴国家输入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美元超供溢出效应为全球热钱膨胀提供了充裕资金，在新兴国家相对较好的经济形势、不断扩大的利差、持续上升的汇率等诱导下，投机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涌入新兴经济体，在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的同时，阻碍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能动性和有效性，大大削弱了紧缩货币政策对通胀的抑制作用。

　　综合来看，预计新兴国家通胀水平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运行状态。

　　通胀链式传导，发达经济体通胀长期承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难以在全球通胀“热潮”中独善其身。除高位运行的国际大宗商品外，新兴国家出口加工制品价格上涨也是输入型通货膨胀向发达经济体传导的重要渠道。在本轮通胀中，几乎所有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通胀压力，通胀将通过产业工人上升的工资要求、快速提高的资金成本等渠道，挤压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利润空间。加上新兴经济体货币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大幅升值，对企业脆弱的成本消化能力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向海外客户传导成本压力成为其必然选择。

　　通胀链式反应毫无疑问将加大发达经济体通胀压力，事实也是这样，2011年4月，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达3%。其中，剔除波动性较强的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上升至1.5%，环比上升0.1%。美国剔除石油和石油制品后进口价格指数同比自2010年10月以来已连续7个月保持增长，而环比则从2010年8月以来连续9个月保持增长；欧元区4月份通货膨胀率已达到2.8%，为2008年10月以来最高值，大大超出了欧洲央行设立的2%警戒线。

　　市场普遍将抑制全球通胀的希望放在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上，但笔者认为这几无可能。

　　虽然近期受欧债危机引发市场担忧情绪、新兴经济体持续采取紧缩政策等因素影响，避险情绪打压商品市场，但是，中国、印度等国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非常低，新兴经济体紧缩对商品价格打压的象征性作用大于实质意义。而且，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并非完全由实体经济需求决定，较大程度上会受到全球资金面影响；此外，目前美国失业率仍然维持高位，房地产市场依然疲软，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的同时仍然面临下行压力，因此美元目前的上扬更像是阶段性反弹，而非反转。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大宗商品价格不可能大幅回落，也就是说，通胀链式反应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发达经济体政策首鼠两端，全球复苏进程可能受阻

　　受价格传导时滞影响，全球通胀压力或将在下半年进一步凸显，使发达经济体政策面临首鼠两端的困境。与新兴经济体不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而且财政负债高企，如果贸然采取紧缩性政策，将对原本脆弱的复苏态势造成打压，而且可能增加财政压力，进一步恶化财政收支状况；如果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过缓采取退出政策，又可能继续推高全球通胀水平，最终增加自身通胀压力，并可能造成滞胀。

　　笔者认为，这个两难困境是全球货币政策不协调的恶果，最终可能还需要通过全球政策协调予以化解。毕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在全球经济经次贷危机冲击、尚未回归稳定平衡的背景下，谁都可能是扰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的那只蝴蝶。(胡彦宇 吴之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