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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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黄光裕案一审宣判后，媒体采访律师杨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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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年的刑期，这真的不算短了。当年(1986年)，黄光裕赤手空拳进北京，到他成为胡润财富榜首富(2004年)，也只用了18年。

    就此案而言，再审的结果，黄光裕被减刑的机会有限。

    14年刑期，即使算上所有优良表现的加分因素，黄光裕也将至少在监狱里待七八年时间。不到40岁就成为中国首富的黄光裕，就此跟大家作别。东山可望，再起不易。

    事实上，至少他的商业伙伴们更希望速速与他作别。

    黄案一审判决前一周，国美电器股东周年大会上，黄光裕行使他大股东的权力，否决外资股东贝恩资本3名代表进入董事会……结果是，贝恩方面3名代表却昂然进入董事会，否则国美将面临向贝恩支付24亿美元的赔款。黄光裕的否决，被再否决。

    否决再否决，仅仅是一个面子上的难堪？没这么简单。这是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戏剧性表现。控制权之争的原因直接而明确，就是利益。黄记国美，未来相当长的时间，故事变得单纯：黄光裕还有多少时间保持他能够主导公司大股东的地位与权力。大家早已经做好准备，并开始用行动与黄光裕告别，剩下的只是进程的快慢而已。

    落幕的故事令人感叹，但除了阴谋与八卦，并无趣味。

    14年的刑期，黄光裕用这种极端方式完成了他的告别仪式，传奇之外，其可供分析之价值，尤显突出。

    对于失败者，而且是失败的首富，制度分析乃至批判，显得强悍有力。但是，只要你仔细想想，所谓“原罪”，以及制度重造，听起来言之凿凿，其解释力的死角则是：为什么是黄光裕。如果制度不良甚至有着极其深刻的恶的因素，那么，“原罪”对于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创立者，将无可避免。这个时候，真实的疑问就出来了：为什么是黄光裕落败而去？制度分析框架，在寻找普遍意义之际，并无能力解答这一疑惑。很简单，制度分析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单个的个体，比如黄光裕的得失成败以及背后的机理，而是空洞的“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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