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改革中出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7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生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贯彻，和全国性可耕地的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日趋突出。至80年代初，据中国的某些推算，由于耕地减少和劳动力过剩，到2000年，将有4亿农业人口必须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可是到2000年中国城市能够容纳的农业人口，充其量不过3000万人。据有的推算，这只占必须从农村转向城市的2亿人口中的15%。那么，下余的1.7亿人究竟将去向何方呢？十年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在产业之间的转移（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以及一部分在地区之间的转移（由农村向小城镇、还有的是向大中城市）日趋显著。特别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显著不同的是，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内急速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而在地区间的转移是极其有限的。进人80年代以后，尤其是挨近大城市的农村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年增长率超过了20%。这样的乡镇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1987年全中国的乡镇企业共1750万个，从业人员共有8000万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2.6%。如果再把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个体经营者包括进去，到1987年，过去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中，大约己有1亿人转向了非农业部门（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和修理业）。按照发达国家的先例，农村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转移，通常具有以下一些条件：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剩；二是剩余劳动力能否向其它部门转移，以什么样的速度转移，要受到城市工业部门接受能力的制约；三是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规定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质的内容。这就是说，通常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或者是作为工业化的一种结果，农业劳动力才向其它产业部门转移。可是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却是在这三个条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促成转移的重要原因不是上面这些条件，而是出于非农业部门的收益状况直接吸引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是颇具中国式的特点的：第一，由于绝大部分是在农村内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部分不多，可以说是一种“不完全转移”；第二，由于转移的原因与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不正常的转移”。这种中国式的特点，把城市与农村依旧社会性地加以分隔（其根源在于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商品粮非常有限）。实际上，从60年代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已经大量存在，只是被当时集生产与福利等社会职能于一身的人民公社制度所掩盖起来了。到了8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并允许农村开展多种经营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才明显暴露出来。二、劳动力转移的几种类型从全国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好几种类型。冯兰瑞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顾问）提出，80年代在中国所进行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以下四种类型：（1）“不离土不离乡”型：即“不脱离农业，也不脱离农村”。这是农业内部的劳动力转移。例如从过去所偏重的粮食生产，转移封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上去，也有许多是既从事粮食生产又兼种植经济作物的。这种类型在比较贫困的农村居多。它的长处是实现转移比较简单，不需要特别的社会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经济力量，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村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是，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农村产业结构的转换靠农业自身是不行的，因此，这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转移。（2）“离土不离乡”型：即“虽脱离农业，却不脱离农村”。这在80年代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是最为普遍的类型。下面介绍的江苏省的劳动力转移，绝大多数是这个类型，其转移的舞台就是农村的乡镇企业。这种模式具有能帮助农村的工业化、阻止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尤其是不需要来自工业部门的庞大投资等种种长处。但是，这种类型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如这一地区要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同时在它的周围还得要拥有巨大市场和技术力量的大中城市，因此这种类型并不完全适于贫困的内地农村。（3）“离乡不离土”型：即“虽然离开故土，却不脱离农业。这种类型就是农民离开自己出身的农村，去到外地承包土地。这是城市近郊由于工业化而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让从内地和周围农村转移来的农民承包农业劳动。在贫困农村居多的情况下，这虽然也可以给一部分农民以一定的生活出路，但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类型。（4）“离土又离乡”型：即“既脱离农业，又脱离农村”。即从农村到城市谋求新职业的劳动力转移，如今大多数是在大城市里从事象合同工、临时工之类的简单劳动。例如在北京，就有来自四面八方、合法地或非法地流人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农民工中有90%以上干的是土建、垃圾运输、道路清扫、以及当家庭保姆等等。总之向正规的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几乎没有。这种类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正常的模式。但由于城市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所以转移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因为中国城市对新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非常有限、全国城市本身需要解决的待业者年平均就有600万人，另外，现有企业内部自身拥有的富裕人员有1500~2000万人，也需要实现合理化。总之，要顺利地吸收2亿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国通用的良药是找不到的。三、江苏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其特点80年代后半期，在经济上跃居全国前列的江苏省，是“离土不离乡”型劳动力转移急剧而又顺利进行的模范地区，在全国最早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
在1985年底，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和省统计局对江苏省7个县（190个镇）的有关人口和劳动力状况进行了统计调查。根据这份调查，该地区1985年底的农村劳动力状况如下：（1）非农业人口、非农业劳动力几乎占了一半以上。在190个小城镇的141万人口中，非农业人口占51.26%；在62万个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达到了57.3%。（2）劳动力中从事工业部门工作的，大致占到一半左右。190个小城镇的62万个劳动力的就业构成如下：工业部门：47.44%；农林17.65%；商业11.37%；建筑业：9.65%；其它13.89%。（3）据对居住状况的调查，多数是工作场所在小城镇，居住在农村，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上下班的所谓“钟摆人口”。在所调查7个县的总人口中，这种“钟摆人口”就将近有40万人，占总数的28%。在他们中间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达到了71.3%。从这些“钟摆人口”的具体情况来看，在本乡之内每日往返于镇一村之间的人又占了绝大多数。有80%以上是在乡内移动，乡与乡之间，以及来自外县的不超过20%，由此看来，这“钟摆”的摆动范围是极其狭窄的。（4）其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极为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在141万居民中，所谓农村户口的人占了总数的40.7%。他们在经济性质上是从事工业的工人，在社会性质上却是持有农村户口的农民。（5）在190个小城镇中，乡办、镇办、村办的工业企业就吸收了27万多人的农村劳动力。据说这占了从农村来到镇里的劳动力的65.5%。 以上表明了整个江苏省在1985年底农村劳动力变化的趋势，下面再来看看苏南无锡县的情况。1986年无锡县的总人口为10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94万人，占绝对多数。可是在54万农业劳动力中，参加农业劳动的人却变得只剩下11%。这同先前所说的年底对190个小城镇调查中，非农业劳动力占57.3%的情况相比，又有了新的飞跃。
图2（略）中显示无锡县在1983年由于农村工业的成长，出现了工业部门就业人数超过农业就业人数这个在就业结构方面的历史性转折。从1984年以后，江苏省的乡镇企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其结果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急剧增加。
由上表可以了解到从1986年到1987年乡镇企业的增长，以及从业人员稳步增加的状况。730万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相当于江苏省农村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7.1%，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是在乡镇企业工作，其中的十分之七是在工业部门。
从以上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在农村内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也就是说并非在地区之间转移，而是迅速地在产业之间进行着转移。
第二是这些新的非农业劳动力，就象“钟摆人口”那样，既在农村里居住，同时又在城市或者小城镇里工作，摆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第三是这些新的非农业劳动力，身份依旧是农民的“农民工”，并不让他们转为城市户口，因此也就不能享受诸如粮食的供应、住房的分配等城市居民的种种权利。
这意味着江苏省大量而急速的劳动力的转移，只是带有不完全性质的转移。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停留在不完全转移，这是不是向着全面转移（包括产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身份的转移都在内）的过渡性事物？这种不完全转移还要持续多久？另外，这种转移方式能否成为全国的普遍性模式？等等。
四、劳动力不完全转移中的问题及今后的预测停留在不完全转移的最大原因是城市无法承受大量农村人口的流人，因此对于人口向城市流人给予了严格地行政性限制。所以在江苏省，为了使农村人口不流人城市，政府就大力推动小城镇的建设。
但是，这种不完全的劳动力转移即使只是一时间不得已而采取的方针，也仍然会产生下面这样的问题，即一面干着同样性质的劳动，一面却要依旧被束缚在农村，这种同城市居民在身份上的差别怎样才能长期维持下去呢？
其次，不应该忽略劳动力的急速转移，引起的农业衰退的问题。由于农业劳动力，而且是优秀劳动力急速地脱离农业，已经危及了农业的稳定增长。再加上农业机械化进展缓慢，更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江苏省在通过农村工业化使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方面进行得最为顺利，而且其数量也大。以往的农民、当今的“农民工”们在生活上获得了和十年前无法比拟的实惠，长期停滞的江苏农村已生机勃勃地活跃了起来，这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也是屡屡目睹的事情，因此可以说得上是个历史性的转折。
在广东等省，由于在小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方面缺少进展，大量的农民倾泻入城寻找职业，那些找不上工作的人就在城市流浪。以此来看，江苏的情况可以说是一大成功。可是从长远来看，当然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间题是：农村内部产业之间的转移，至今已将近有十年左右，往后的进展是否还能那样地顺利，这也就是对乡镇企业今后的发展及其吸收能力的预测问题。进人1988年以后，乡镇企业进人了治理、整顿的阶段，没有竞争力的相当多的企业倒闭了。乡镇企业本身规模就小，缺乏充足投资，在原材料方面与城市的企业相比也存在许多不利的地方。乡镇企业要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并得以发展下去，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因此，江苏省在今后要以过去十年间吸收了730万人的同等速度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那将是个非常严峻的课题。
前面介绍过的冯兰瑞女士对江苏省成功地实现“离土不离乡”式的劳动力转移，一方面承认这是当今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但同时又指出：“它自身具有在将来所无法克服的局限”。这位女士认为：“离土不离乡”最终如不突破阻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框框，不能摒除隔在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栏栅，那就谈不上土地的集中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换句话说，也就是“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即使会要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也只是过渡性的事物。而向全面转移的变迁过程，肯定会是漫长而且严峻的。因为如果没有城市工业的体制改革、经济的全面增长，以及资金的积累是不行的。此外，在象江苏省这样的先进地区即使是可行的，而在内地一些发展迟缓的地方，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从全国范围考虑，应把适合于地区具体情况的各种类型的转移，长时期地持续下去。
总之，在这十年间，江苏省等一些先进的农村，已经跨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流动的时代，这是仍然在向前发展的事实。毛里和子(Kazuko Mori，1940——)日本政治学家，早稻田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东亚国际关系、中俄（苏）现当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