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经济活动，必须首先激活个体积极性，只有个体积极性释放放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也才能释放，社会生产力也就提高了。这是因为生产力根本属性是人的社会性，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人的劳动。人可以创造生产工具，科技发达的今天人更能够直接创造劳动对象（工业上的大量新型原材料，比如核能，很多重要的航空工业的原材料，各种合金钢材，就是人工创造的），而反过来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创造不了人。所以，没有人的劳动，也就构不成生产力；有了人的劳动，才形成生产力——这是经济人动力学原理外在的表现形式。

那么，经济人动力学原理的内在本质是什么呢？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一获取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一切物质资料。人为了获取更多物质资料，相互之间就必须展开必要的合作和竞争，这种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竞争和合作的综合力量就构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生产力。这就是经济人动力学原理的内在本质。

任何人离开了物质生活是活不下去的，尤其是一般的工人农民，对他们而言，养家胡口是最基本的，只要生活过的差别多，他们没有马克思等知识分子那样的丰富想象力，去追求理想社会，冒生命危险去搞革命。所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没有马克思那样描述的所谓具有较多革命性或进步性。在剥削程度不重条件下，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就是经济人动力学原理外在表现的一般形式，或称经济的表现形式。活不下去就反抗，剥削过度必然会导致工人农民的反抗，这也就是经济人动力学原理外在表现的政治形式。

对于经济人动力学原理在政治上的反映，即政治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理论上说的比较清楚，他说：““在现代历史至少已经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47 人民出版社 1972）。这里马克思说的很清楚的是，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解放，一切政治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一切政治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毛泽东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说道更清楚：“工人阶级因为截了发财的梦，又由于受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极残酷的剥削，所以特别能战斗”。可以肯定，马、毛紧紧抓住了政治行为的根本前提是经济利益的论断是正确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对于经济人动力学原理的经济表现形式，马克思似乎是大概明白的。请看《宣言》：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是《宣言》中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在这里马克思似乎是明白的，在私有制社会里，当然是经济人动力学原理在起作用，因为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家办厂的动力的就是想通过雇佣劳动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即经济动力十分明确。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马克思对经济人动力学原理的经济表现形式，似乎又搞不清楚了：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剥削关系一样，同样压制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马克思力主继续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知道经济人动力学原理的设计对象是私有制。那么在公有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私人脱离关系的时候，经济人动力学原理不存在的时候，生产力的原动力又在那里呢？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却采取了了并不严谨的轻率的态度，作出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结论：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对于缺乏经济人动力学原理支撑的 公有制的效率，马克思没有任何实践依据，对此岂能胡下结论呢？后来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的结论的确是不负责人的，公有制的效率是比较低的，不是私有制的对手，导致了中国等国家不应有的巨大反复，国家和人民走了一条不该走的弯路。

由于马克思违背了经济人动力学原理，他对和平环境中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做了夸张性描述，使后来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普遍地夸大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能量，甚至把他们自身小资的狂想激情强加到工人阶级身上，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思想”不过是穿了红色外衣的小资思想而已。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只要突出政治，兴无灭资，无须任何物质刺激也照样能够大力发展生产力”。在中国，这种思想的表现之一，就是无视农民的物质利益，全面展开合作化运动，把农民的劳动和和他们的劳动成果完全隔断了联系。并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农民和知识分子，就必须“天天讲”，就必须突出政治。结果是可想而知。农民完全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农民只是一个为公社的打工者。这种比过去为地主打工还差劲的经营方式（为地主打工是农民自主经营），彻底瓦解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此，中国的粮食问题一只处于基本解决而不是彻底解决的状态。农民吃不饱饭，“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的干部“训导之声”从来没有停息过。

今天网民一再讨论的小岗村，他们行为的实际效果就在于中国重新遵循了了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经济人动力学原理：土地重新回到了农民手里，种什么、怎样种、什么时候种，完全有农民自己说了算，劳动者的人格得到了尊重，结束了过去“打铃上工，打铃下工”的“牧羊模式”；农民心中清楚地知道，除了上缴公粮以外，剩下的全归自己，由此他们激发了巨大积极性——多种多收，精耕细作，管理到位，不敢有任何马虎，甚至愿意起早贪黑勤劳耕作，伺侯好自己的“土地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付出的劳动和他们得到的劳动成果完全是成正比例，不再“为谁辛苦为谁忙”而困惑、而苦恼，不在“做杀、苦杀”，永无止境。

小岗村是1978年底才开始的承包。是年，国家农村政策已经开始了松动。
请看《决议》：“......党认真补救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连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原文指78、79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为什么一样的水利实施，一样的土地面积，一样的化肥农药，一样的社会条件（或者差异很小），78，79两年能够获得建国以来的粮食最高产量，而在78年之前就不能呢？为什么那时天天喊农业学大寨，产量就高不过78，79两年呢？对于这种基本相同条件下的明显反差，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中国农村发展到今天，小岗村模式的意义决不是“小刚村农民一定是全国农民富裕的典范”——单种粮食从来就不是富裕之路。小岗村模式的真正意义在于复归了社会经济人动力学原理，改变了原来压制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模式，还原了中国农民经济人身份，，彻底解放了中国国农民的积极性，彻底解放了生产力，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彻底解决了十多亿人的粮食问题。今天的中国农民，甚至还用粮食、米饭喂猪，干部们的“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的声音截了种——而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从来没有过，难道这个石破天惊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小岗模式的推演成果吗？解决了十三亿人口的粮食问题，难道还不是小岗模式的全部的伟大意义吗？

这里顺变说一个问题，某些网民坚持认为，今天的高产与良种有关，与联产承包没有关系。的确，改革以来连续七年的粮食高产，毫无疑问有良种原因。但过去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普遍重视良种，过去普遍重视的政治而不是经济。罗瑞卿练兵打仗都要受到批判，岂能搞出个“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评”来？中共历史上那里有向丑知识分子学习的记录？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业务永远是第二位的。政治第一，学大寨才是“大方向”。所以把今天的小岗模式排除在高产原因之外是没有道理的。

要提高经济效率，必须首先激活个体积极性，只有个体积极性释放放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也才能释放，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改革后联产责任制的推行，农副产品产量很快提高了，加上私营企业的发展，整个国家的轻工业大大发展了。曾经苦恼中国二十多年的商品短缺现象很快就改观了，国家税收增加了，重工业有就有了发展资金，国家的军工，高科技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国防力量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以至高出个“中国威胁论”来。轻、重工业搞好了，有反过了抚育农业发展——这一系列成就，毛泽东从1953年想起一只想到1965年（对张评化的讲话）都没有成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实现了。这就是小岗模式的更大的社会学意义了——重视经济人动力学原理，使中国重新找到了“农业是基础”的根本解决之道。
（毛泽东幻想用合作化后的“大机器生产”来提高粮食产量，带动轻、重工业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缺乏农业知识的误解、妄推。这样的“农业基础”是永远不可实现的，因为大机械化从来是不是提高农业产量的根本手段。将来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不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而是为了解决城乡差别，提高城市化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