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强力实施的新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要从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顺应农民对改革发展的强烈愿望和期待，逐步理顺与农民相关的诸多关系，进一步解除制约农民发展的制度束缚和实践障碍，大力拓展新空间，以满足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不断变化的新诉求、不断发展的新期待。

　　农民与土地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国家赋予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我国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而农村改革最初由土地改革开始。30年多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实行“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分配方式，揭开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随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把集体统一经营的农地制度改革为家庭承包经营，明确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确立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演变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和法规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确定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30年不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土地使用权长久不变，保证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稳定预期;2003年正式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基本确立了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资本化、物权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二是建立农地流转机制。1984年开始鼓励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集中，引导农地的自由租赁和转让，农户自发性和集体主导的土地流转形态在各地逐渐兴起。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用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左右的人口。“土地新政”使农民的投入与收入直接挂钩，充分激活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业热情，粮食生产连年攀升，广大农民逐步摆脱生活困境，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感日趋减弱，不再单纯看重“一亩三分地”的直接收入，而是更加在意因土地派生出来的各项权益。但现行土地制度的诸多不足与农民的期望相差甚远：一是，土地权界不清。农村往往一户十亩地分成七、八块，而且地块四至不明、土质肥瘦不清，每块地的具体地点和边界，土地承包书上大都没有标明，既给农村土地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也使土地矛盾和纠纷日益增多，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二是，现行征地制度损害了农民权益。国家实行单向的土地征用制度，征地是完全的政府行为，农民无权预知和干涉，获得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也十分有限。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减少近3亿亩，但农民和村集体获得的补偿只占土地出让价格的10%左右。加上征地补偿安置费的分配比例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往往村集体获得的居多，农民直接得到的更是微乎其微。三是，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平台。由于缺乏具体的政策措施，又没有建立政府服务和信息平台，农村土地流转实际上处于自发状态，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活跃，流转发生率始终较低。四是，出现了大量“无地家庭”。大量耕地变为非农用地后，农村产生了大量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创业无钱、社保无份的家庭。由于国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实行简单的一次性货币安置，使这些家庭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存保障，真正成为了“无产阶级”。

　　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发展，必须切实理顺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逐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一是下大功夫进一步划清土地权属。做实、做细、做透“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土地承包证书具有法律效力，应详细表述每家每户土地的四至界限、土地质量等具体情况。这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二是实行土地征用市场化。农村土地按照政府的土地计划直接进入市场，农民以转让经营权的方式实现农地转用，真正成为土地交易的一方直接参与谈判、定价、交易等全过程，自主决定土地是否征收、补偿费标准等问题。18亿亩红线的“守线人”必须让农民自己充当，不论哪个阶层、哪个群体都不可能当好守线人，都有可能变着法儿“调线”、“变线”、“闯线”。必须在实行两个最严格的土地制度的同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补偿制度。三是防止利用各种方式变着法儿把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且开发增值后的利益不让农民参与分享。四是搭建土地流转的市场平台，在县乡一级建立土地流转的政策咨询信息发布、供需对接等服务组织。五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供长期可靠的基本生活保障为核心，建立失地农民等同于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实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措施;强化政府在征地中的监督和服务功能，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积极提供就业指导和帮助，确保失地农民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避免出现“脱富致贫”现象。

　　农民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