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冬，为迎接党所号召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国农村的集体化以远超政府原计划的速率加快发展：一年之内，将近90%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然而，过于乐观的中共领导根本没有料到，很快一场波及多省、影响数百万农民的骚乱很快席卷而来，并持续到1957年夏。出于对收入下降、干部腐败和合作社经济管理紊乱的诸多不满，村民纷纷收割集体的庄稼占为己有，拿回已集体化的耕牛和农具，殴打滥用权力的干部，并上书请愿推出合作社。

本章以描述秦村的相关事件为切入点来探究1950年代中期全国性骚乱以及农民不满背后的原因，将贫困的东台县和富裕的松江县作为研究重心，思考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如何影响闹事过程中农民的要求或主张。对于两县主要事件的研究，不仅揭示出两种基本的农民抗争模式，且更深层地反映了19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变动。模式之一，即所谓的“正义的抵抗”（righteous resistance）。它以农民固有的价值观和共同认知为基础，并植根于他们的是非观念、集体记忆、民间宗教信仰、传说或是社会习俗之中。村民们因此视自己的抵抗行为是符合道德的和正义的。在共产党执政前，此类模式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则是集体暴力，例如聚众闹事和叛乱，以公开方式挑战国家或地方权威；再则为日常抵制，由个体利用“弱者的武器”（Scott 1985），如谣言、诅咒和捣乱之类，表达对权贵的不满；或者相反地，使用贿赂、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攀亲等方式寻求他们的保护。 即使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上述“正义”行动依然是村民们进行反抗的一种选择。如1950年代早期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有的用少报收入、隐藏粮食、贿赂基层干部等方式来降低粮食征购的指标；有的则公开集会反对该项方案，并转而要求政府供应粮食。 同样，东台和松江县的集体化潮流中，此类行为再次上演。抗议者（绝大多数为普通农民）包围政府办公室要求更多的食物，痛打和咒骂不得民心的干部。当作物产量和粮食配额减少，乃至威胁生活时，他们又非法地分发粮食或收割农社作物。农民们使用最古老而强有力的理由为其行为辩护——生存权。妇女、老人和小孩，作为弱势群体，成为这些无组织活动中最活跃的人。而一旦组织起来，农民们又会通过诉诸民间信仰或是传统事件，证明自己的力量，否定政府权威。尽管被政府指责为落后、迷信，但在农民看来，此类行为至少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并且跟他们过去一贯的做法并无不同。

不过，本章还将显示，在1950年代抵制集体化的过程中，农民们也展现了新的手段与诉求。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经济重组、社会重构和思想灌输确立起对农村的控制，村民们逐渐改变了与政府斗争的策略。在秦村以及东台和松江两县，农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政府本身推行的意识形态和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那些在对抗中最活跃的人，通常是村中的“精英”，比如教师、退伍军人、现役军人的家属、前任村干部、医生或者是共产党员。凭借报纸、广播或者其他公众媒体形式，精英阶层能够了解到政府政策和村外的各类事件，利用从官方媒体中学到的语言以及政府允许的途径，将行动合理化、合法化。所以，精英阶层从不会公开挑战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制度。相反，他们集中攻击执行国家政策或者运作集体时滥用权力的地方干部，特别是那些存在收入分配不公、胡乱处置合作社资金以及增加产量和食物供应不得力等问题的人。村民们甚至在采取请愿推出合作社这一官方允许的行为时，还是会承诺履行缴纳公粮职责，并且遵守国家法律，把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驱除出他们的队伍。由此，他们的行动，成为近来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们 (O’Brien and Li 2006) 所谓的“正当抵抗”（rightful resistance）的先导，并在1980年代税费压力增加、干部弊病猖獗的中国农村再次盛行，促使农民们集体行动以捍卫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