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到的“土客关系”指的是乡村社会里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在历史上，这对关系经常是引人瞩目的，在这个大变动、大流动的时代，我们不能假装它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一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在城市与乡村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城市这对关系主要体现为如何让外地人和本地人相互融合，而在乡村，这对关系首先体现为土客矛盾。为什么在城市和乡村它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呢？因为，农村社会更具有封闭性，比如农村有集体，城市只有单位，农村集体还没有消失，集体资产是对外封闭的，可城市单位已经全面开放了；再比如农村是地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而城市被设定为必须全面开放的区域。土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城市和乡村都可能存在，但在乡村，我们要像在城市里一样要求本地人应该敞开胸怀接受外地人，多少会有些犹豫之处。
　　我们很难想当然地认为农村的集体土地和资产也应该向外地人开放，如同我们今天理直气壮地认为城市的公共服务应该向外地人开放一样。毕竟农民集体的存在有其历史的与现实的合理性。我们也很难想当然地认为农民也应该放弃自己的方言，如同我们今天要求城市人都说普通话一样。毕竟地方文化也有它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所以，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在乡村具有不同于城里的性质，外地人在乡村确实是个“客人”，而不必然或当然就是新的主人，因此，我们要引用“土客”这个古老的说法来描述乡村社会里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
　　江浙一带的土客关系也具有不同于外地的性质。土客矛盾在历史上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但如果不涉及到跨文化融合，这只是一种利益之争。但在江浙一带，这明显地涉及到文化融合问题，是一个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或其他地域文化的融合问题。这是一个千百年的古老问题的新形式。
　　这个问题在江浙一带与在其他南方百越地区也略有不同。就南北文化关系来说，这里处于南北的交替处，或者说处于南方文化接触北方文化的最前沿。所以吴越文化不同于居于南方文化最深处的广东文化，它相对于进入本地的北方文化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就东西文化关系来说，由于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全国人口都向东南集中，所以这里的外来文化十分强势。这和南方不发达地区的本地文化的当然强势明显不同。江浙一带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主客共治格局。这种共治格局在历史上只是在城市里出现过，比如南宋时代的杭州一带，但今天是广泛地存在于几乎所有的城乡。
　　
　　二
　　我们说在乡村社会里的土客关系比城市更具有矛盾性，它有怎样的体现呢？这个矛盾主要体现为两个趋势上，第一是土客交替，第二是土客冲突。
　　在城市里“本地”与“客边”的交替是十分明显的，特定区域里的本地居民逐渐被外来人口替换掉。这种情况也在乡村深处发生着，虽然速度相对缓慢一些，但势不可挡。首先，在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本地政府为了发展城镇，必须欢迎外地人前来常住和购房。其次，为了获取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的土地指标，江浙一带广泛地开展了宅基地置换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践，它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在各处都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后果，这种实践使得原来不可对非集体成员买卖的农村宅基地或住房变得可以对外买卖了。在很多地方这个变化是作为这种实践的一个合理性来宣传的，因为它盘活了农民的住房和宅基地，使之资产化了。但在法律上，这是非法的，它也改变了集体土地所有制，推动了变相私有化。再次，在生产性建筑设施或耕地流转的过程中，外地人也逐渐地深入到当地的农业生产经营系统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在浙北看到很多本地养猪户将猪棚出租给外地经营者，或者更为广泛地，看到外地人承租了本地的耕地，从事蔬菜、水果等各种农产品的生产。而且，这里广泛存在着土地收归集体经营的情况，但集体极少有能力直接经营，总是要重新发包。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发包给外地人可以收取更高的地租，这也使得农民集体更愿意把地转包给外地人而不是本地人。一种异地务农现象或者“农民农”现象正在日趋广泛地发生着。
　　当前，由于受到政府补贴增加的刺激，一些本地人开始重返农业，并将外地农民排挤出去。这种排挤主要表现在本地人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来排挤外地人的蔬菜种植业。可以想象的是，在发达地区农村，种植蔬菜在经济上要比种植水稻更有合理性，所以这种排挤效应可能是极为有限的，不会改变土客交替的基本趋势。
　　在土客交替的过程中，充满着土客冲突。有些冲突是想象上的，有些却是比较具体实际的。比如，某村在上世纪末的抛荒潮中，引入了一些外地人来代耕，这种引入可能是承包户自己引入的，也可能是村集体引入。当时是饥不择食，有的是口头协议，有的写明了“长期”转包。现在这些外地农户却不愿意增加地租，也不愿意放弃经营，但有的当地政府不得不按政策把国家补贴补给种地的外地农户。税费改革以后，原来的承包户很不甘心，就要求村里出面和外地人谈判，但多年谈不下来。又有本地养猪户在退出养猪业时，把猪棚转租给外地人养猪，这也带来了问题，而且比让外地人种地麻烦更大，因为养猪更明显地涉及到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政府发现要管好外地养猪户难度要比本地养猪户大的多。比如外地养猪户为了降低成本用泔水喂猪，这和本地人用专业饲料喂猪不同；本地养猪小户会把少量的猪粪或沼液排到自己的田里，可外地农户在这里没有田地，而且也不受社区内部规范的约束，存在比本地人更加严重的养殖业污染问题。在有关部门处罚时，部分外地农户为了短期内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会不服处罚。在当前的体制下，如果外地人不服处罚，执法机构的手段也不多。结果，这就反过来引起了那些没有退出养猪业并住在村落内部的本地人的不满，他们对外地人的脏乱差十分看不惯，也对本地基层组织的“软弱”很有意见。
　　通过对废品收购点的访问，可以知道偷盗行为基本上是外地人干的，这大大增加了本地人的不安全感。一些恶性刑事案件尽管是两头在外的（外地人害外地人），但也在本地人中造成了心理上的阴影。在本地人看来外地人更抱团，如果打击一个外地人，可能引来一群人的报复，甚至会引起外地黑社会团伙的报复。在实地访谈中，个别本地人甚至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说外地人的不好。在推进宅基地置换的工作中，村干部和村民都很信服的一个说法是，如果别人都搬走了，你不搬，你的安全可能都得不到保障。比如某某村某某户的窗户就被不知哪里的人全敲烂了。有的人想象如果私自把地租给了外地人，会收不到地租，因此他们宁愿把地交给集体，因为到时候可以让集体充当代收地租的机构。可见，土客之间不仅有冲突，这种冲突还具有想象色彩，它比实际发生的更为严重。
　　当交替与冲突并存时，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会发生土客之间的隔离。本地人很喜欢外地人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他们喜欢外地人带来的繁荣，喜欢外地人按时交来的地租和房租，喜欢外地人为了生存送给自己的一些小便宜，但就是不喜欢他们的人。于是就发生了隔离。这大概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这些地方的集中居住行动会进行的这么顺畅。可是，即使进行了重新集中居住，本地人还是准备把新房子租给外地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新的集中居住点里的农民自建房很多是三层楼的，甚至是四层楼的。在雇佣劳力时，本地人也不喜欢雇佣外地人，据说外地人在干不好活时，总假装听不懂本地人的指令。但是本地人逐渐退出农耕，这些本地雇主将无可选择。
　　
　　三
　　最根本的是，本地人与外地人在利益上是相容的，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本地人与外地人各取所需，本地人需要外地人帮助把蛋糕做大。这与农耕时代由于人多地少导致的活路竞争根本不同。因此，当下的土客之争主要是个文化问题，不过我们不必把它的严重程度与欧美国家的种族融合问题相提并论，这毕竟只是民族内部的矛盾。但是它毕竟是个问题，比如人们要关心第二代外地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笔者这里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乡村社区的封闭性？在这个市场、权力和文化日趋统一的时代，我们究竟要如何看待特定文化区域的地方性？这就不只是江浙一带的问题了。
　　我们一直在讴歌开放和统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有负面影响。因为一个过度开放的系统，将趋于瓦解。我们会在哲学上说开放性与封闭性、统一性与地方性是统一的，不能对立起来，但问题是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系统，既要有秩序，也要有活力。适当的封闭有助于这种秩序和活力。比如，我们在希望市民讲卫生时，总是希望他们建立一种家园意识，比如说“我的小区我的家，安全卫生靠大家”。但这个“我”在过度开放中会迷失掉，“家”也就不存在。比如上海街头的狗屎成灾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十年前，我们常常看到狗的主人会在狗蹲马步时冲上去用报纸接住大便，这种情况已经多年未见了。相反越来越常见的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一样地在大白天随地小便。可以说，这个城市的文化认同已经趋向于全面崩溃。“上海人”并没有变得更加可爱，但“上海”已经很模糊了。
　　适度的封闭与社会活力的关系也很好理解，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农业集体，哪来那么多的集体企业；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县乡政府之间的竞争，怎么会有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集体和地方，其实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要素。我们看到蝴蝶满天飞舞时，会赞叹它们的美丽、灵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厌恶那些闭锁的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