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IT厂商们吹响了向下一个10亿台电脑市场进军的号角时，8亿富裕进程中的农民兄弟们将如何走有自己特色的信息化之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他们为何仍难以跨越信息鸿沟？是什么造成了农村信息化试点的“发烧”和农民的“退烧”？本报记者深入辽宁、四川、广东、山东等农村，为你揭开真相。

　　《计算机世界》报记者 王臻

　　陈维君是四川省蒲江县鹤山果品协会的会长，他的独门秘籍是能将水果挂在树上保鲜，现摘现卖，今年的果子结出来了，去年的果子仍挂在树上。因为有技术，他总是下到附近的村里给农民讲课，“每次农民都会争抢我们带去的技术资料，甚至我看背面、你看正面，看完再交换。”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陈维君都会更卖力地讲，讲到嗓子都发不出声了。

　　后来，蒲江县成为原信息产业部农村信息化的试点，陈维君在四川省信息产业厅的帮助下成立了果品协会，并建立了视频教室，每个月只要3元钱，就能学到最新的技术。每一天，在技术培训教室前，都人头攒动，农民们排着队进入教室，服务的农民更多了，陈维君的嗓子也好了。

　　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民接触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丰富，截至2007年底，99.13%的行政村已通了电话，约97%的乡镇具备互联网接入条件，92%的乡镇已开通宽带。“不管东南西北风，抓住口粮不放松”，农民看别人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今天，对于农民来讲，没有市场信息就像没有情报无法打仗一样。

　　然而，是否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就能让农民跨越信息鸿沟呢？

　　危机逼近

　　从5月初起，记者就开始在四川、辽宁、广东、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村展开了广泛的调研。尽管农村信息化试点已在各地轰轰烈烈地推进，但经过一个月的走访，记者却发现，不少信息服务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些地区把免费发放的电脑锁在村委会的柜子里，信息服务站冷冷清清; 有些地区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指标”，求着农民来培训，不仅包吃包住，还要支付误工费。

　　甚至有的服务站，站长为了使信息站自己“造血”，将其承包给个人，农民付费上网，久而久之变成了黑网吧，最后被政府关掉。为了杜绝这样的情况，各地信息站想尽了办法: 有的服务站只有一台电脑能连接外网，其他电脑只能在内网上看资料、学习; 有的服务站采取“人脸识别”，长相老实的就可以上外网，不老实的就只能上内网……如此一来，农民到信息服务站的积极性逐渐消退，上机签名本总是空空如也。

　　是什么造成农村信息化试点的“发烧”和农民的“退烧”？是试点还不够多吗？

　　在某县，记者曾经看到7个试点，县城信息化试点、“三电合一”农业信息服务试点、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金农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每个试点都挂着“XX示范单位”、“XX部XX工程试点”，每个试点都有不下10台电脑，可就是没有人光顾。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约有30多个部委制定了推进农村信息化的政策，涉及工程项目超过了40个。

　　试点够多，设备够齐全，农民为什么还不来呢？

　　“目前的问题，不是农民得不到信息，而是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对农民来说，学一天电脑就少种了两亩地，还有很多农民不知道信息化到底能带给他们什么。”某试点地区的工作人员这样对记者说。

　　“这些试点工程确实推动了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但根本上做的都是同样的事: 配电脑、建信息服务站，造成了重复建设。至于如何真正服务好农民、如何开发对农民有效的信息资源，却考虑得不周全，力度也不大。”原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农业信息化专家方瑜一针见血地指出。

　　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郭作玉认为，解决市场信息服务和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开展工作，都是实现农村信息化所必须做好的事情，是各级农业部门的重要任务。但在这一点上，我国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方面，由于农业信息涉及领域广，信息覆盖面宽，涉农部门各自拥有的信息资源无法建立起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导致大量的农业信息为部门所有，相对封闭且分散，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低，形成了一个个横向的“信息孤岛”。

　　记者曾在某地的农贸市场见到这样一番景象: 每天有两支队伍在市场蹲点，一支是农委的，一支是信息产业局的，上午9点以前把每天收集到的最新的地区信息、农民求购信息和农贸市场信息反馈到终端平台上，同时发布到两个网站上。这样的队伍越来越多，农民反而不知道该上哪个网站获取信息。

　　另一方面，很多农业部门的网络是树型结构的，中央与地方的农业信息网站内容雷同，没有特色。每个网站都只跟自己的上级网站接头，不去查其他农业信息网。网站之间也没有数据交换机制，各自为政，同一信息在不同网站重复登载，各网站特色信息却无法共享，信息查找困难。农民难以从大量的非相关信息中检索到自己想要的内容，也影响了农业信息的时效性。

　　仅在贵州省，就有农业网、农经网、教育网等诸多网站。贵州省信息产业厅副厅长曹国民告诉记者，在试点过程中，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合所有的平台，使农经网上升为一个全省综合的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信息资源开发想真正深入到服务层面，十分复杂。尽管各部门都越来越感到资源整合势在必行，最终还是谁也统一不了谁。”方瑜说。

　　试点建设与农民反应的巨大反差已经将资源整合提上了农村信息化的议程。如果只追求形式，而忽视在有效的信息手段上搭载有效的信息服务，农村信息化最终将沦为面子工程。

　　所幸的是，很多地方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开始从各种角度探索资源整合。

　　场所整合: 只要一间房子

　　在离成都不远的蒲江县大唐镇官塘社区，有一个小院。一进门是社区的公共服务大厅，村民可以在这里办理所有的公共服务，如生育证、土地证、免疫证、农民工保险、合作医疗，还能通过信息机查询蒲江县的党务、政务和村务的公开信息。二楼则是各种活动室，如党员活动室、图书馆、远程教育室等。房间里摆了十几台电脑，专供农民免费上网，或是观看培训种养殖的视频短片。村委会的办公室也在这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就身兼着信息员、办事员等多重身份。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无论有多少个试点工程，到了村里就是一两间房子、一个人，最终都落实到村级的综合信息服务站，整合到一起，农民只要进一个门，就可以办好所有的事。

　　这样把各种服务场所综合在一个服务站的试点在全国十分普及，在广东省清新县，信息服务站开进了供销社，在德庆县，移动营业网点摇身变成了电脑培训中心。集中建设模式避免了场所和网络的重复建设，并在内容、教育、文化、生活、便民方面，涌现了各种各样的应用模式。

　　方瑜表示，服务场所的整合是资源整合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容易的阶段，这样不仅有利于共享和管理，也提高了办事效率。

　　事实上，场所整合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发挥公共服务与管理结合，让服务站真正运作起来，为农民办事才是它的真正使命。

　　浦江县大唐镇官塘社区，综合了信息服务、公共服务、电子政务几大功能。其中，农信通信息系统是信息服务站的核心所在。它由手机、村村通电话和无线语音终端组成，用于农业信息的收集与发布、信息互动、突然情况应急预警等。当遇到紧急情况或需要发布紧急通知时，无论村委会负责人在哪里，都可以马上拨打农村信息机接通高音喇叭，向村民播报紧急通知。村委会将本村的村务情况写到农村信息机上，村民们只需编辑短信，发给农信机，就可以将该村的村务信息提取到自己手机上。

　　同时，村民需要的农业信息也可以通过农业信息机发布和订阅。“过去，我想卖猪都要赶到集市上，或者自己在村里吆喝，现在只要发个短信，这农信机就会自动通知全村人，我只要坐在家里等电话就行了。”一位村民还亲自给记者看了他订阅的各种养猪信息。

　　四川省信息办副主任李建疆介绍，目前四川全省建立的农村信息服务点已经达到2500个，仅2007年就投资了1.5亿元，配备了5000多个农村信息机。

　　尽管综合服务场所的探索对催生当地农民信息服务业和农业物流分配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忽视的是，服务场所的整合始终是形聚神散。记者发现，综合服务站应用得火热的地方总是特别注意信息内容的提供和整合，而在忽视内容服务的地区，即使场所整合得再干脆，也依然得不到农民的拥护。

　　在服务场所之外，农村信息化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终端整合: 能用的全上

　　在沈阳市周边的农村，每个月总都有那么一天，村子里会格外热闹。村民们亲切地围在几个年轻小姑娘的身边拉着家常，或是认真地跟着几位长者站在田间地头看庄稼和家畜。这是辽宁省农业信息中心金农热线每个月一次的下乡活动，站在村民中间的是话务员和农业专家。

　　李大姐是沈阳市黑山县小东站的一个养鸡户，家里养了5000只鸡，每当她在养殖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求助于金农热线，她不仅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还把专家教授的方法教给村里的人，成了村里的名人。

　　“4月中旬，我家存了很多鸡蛋，不知道该不该卖，眼看就要坏了，我就打热线问鸡蛋有没有上涨的趋势。他们叫我别急着卖，4月底有上涨的势头，我就告诉了村里人。果然到了4月底，我们村的鸡蛋全都卖了一个好价钱！”李大姐兴奋地说。

　　“城乡差距最重要的部分是获得信息化服务的差距。”辽宁省农委信息中心主任牟恩东说，2000年以后，农村信息化一直在探索解决“最后一公里”，分别探索过电话、电脑、互联网的方式，却一直收效甚微。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牟恩东还在省农委教育处负责“增值服务”。那时邮电管理局下面的电信公司开通了一个8080热线，建立语音信箱，每个信箱有一个号码，信箱里是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例如按001是水稻预种问题，按002是水稻防治问题，还印了一些小册子发到农民手里。

　　“当时省里还组织一些专家编这些小册子，投入超过800万元人民币，但是由于形式过于单一，始终没有做起来。”牟恩东说。

　　互联网时代来临，辽宁又开始探索网络和视频的方式。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认识到互联网离农民还是很远，不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根本途径。

　　2005年，辽宁12316热线正式开通，开始了“三电合一”的探索。由省农委组织了专业话务员和专家两支队伍，一线是话务员，接到电话后，可以帮助农民回答问题、上互联网查信息、甚至用农民的电话和名字发信息卖东西。专家则涉及植保、土肥、果树等各专业，有的是农业学家，有的是农委的官员，有的土专家就是农民。每天有一位专家在呼叫中心坐镇，其他专家通过连线电话回答问题。

　　“无论从成本、还是与农民的贴近程度上，电话都远远高于互联网。三电合一的模式及其所表现的概念是一套组合拳，是一系列手段、内容和氛围的综合体。”牟恩东认为，电话能起到的是一个通道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一环; 电脑(包括计算机和网络)，则起到了仓库的作用，存储积累了大量的资源; 电视及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包括广播、电台、平面媒体等，起到了喇叭的作用。

　　同时，这个通道的作用并不是单向的，它能够深入农民千家万户，这就意味着能够挖掘出最有价值的资源。辽宁省农委政策法规处张处长也是热线的座席专家，负责回答政策法规、农村投诉等问题。有一次，农民向他反映伪劣农耕机器的问题，他很快做了处理，不仅让工厂赔了农民的钱，还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系统。

　　“以往做调研，派一些专家学者去农村，发问卷调研回来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第一需要市场信息，第二需要科技种田信息，第三需要政策信息。”牟恩东说。建立热线后，辽宁省将所有农民的问题都录入到数据库中，再进行分类归并，频率较高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学科分类整理，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地开发信息资源，建立了一个互动的农民需求调查系统。

　　传播渠道的整合，核心在于多模式、多覆盖，它使农村信息化向农民更近一步推进，比服务场所整合更需要内容的支撑， 因而在很多“三电合一”的地方探索中，内容整合往往成为了第一解决要务。然而，由于信息内容资源提供来自多个部门、多种渠道，如何将它们集成在统一的平台上，如何发挥信息渠道、信息内容的“组合拳”威力？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平台整合: 绕不开的坎

　　服务场所、传播渠道的整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是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升华，由于从底层做起，绕开了部门行政割据的壁垒，“最后一公里”的整合较为容易，也更能看到效果。信息平台的整合则向直接“第一公里”挑战，将触角伸向机制最复杂、协调最困难的内容资源整合。平台的整合将是农村信息化所有试点项目都不能回避的难点。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山东省济南市。

　　1997年，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建立的时候就有着清晰的定位——“横向协商、纵向管理”。农业信息中心挂靠在市农业局，负责全市包括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农机、气象等七八个涉农部门的信息平台建设。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从信息中心建立伊始就批示: “济南市农业信息化只建立一个平台，其他涉农各部门不允许自建平台。”

　　“农业信息中心的定位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省去了很多协调的麻烦。”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主任万学道说。捧着这把“尚方宝剑”，信息中心得到了各涉农部门的支持，农村信息化口径统一了，协调就顺畅了，各个网站从开始建设就站在资源整合的高度，避免了资源浪费。

　　虽然有市长的“尚方宝剑”，在部门割据的行政体制下，信息中心的平台建设还是遇到了不小的阻碍。有的部门怕担责任，宁愿不做农村信息化。2001年，万学道曾向市政府建议成立农村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一个统一的司令部。那时，农村信息化才刚刚起步，多出一个机构设置的做法很快遭到了否定。

　　行政手段走不通后，平台整合就面临着夭折。万般无奈之下，万学道最终想出了“只谈技术，不谈行政”这一招: “我们不谈体制不谈行政，只谈技术，你需要解决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因为大家都有技术需求，才能把这个平台做成。”

　　到2006年底，农业信息中心历时8年，建设了192家网站，实现了“市、县、乡、村”4级联网互动和资源共享的格局。建成开通了市级和区县级农业、农村、林业、水利、畜牧以及蔬菜等31家网站，全市102家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网站、24个农技协会网站、9家涉农企业和26个科协系统网站，这192家网站实现了互连互通、资源共享。

　　尽管信息资源平台已经建立起来了，万学道心里很清楚，技术只是权宜之计，机制的割据是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坎，每当想到这里，万学道就忧心忡忡。

　　河南省漯河市信息办主任郭金秀也遇到了和万学道一样头疼的问题。“当试点开始之后，我们逐步感觉到为农民服务和信息化服务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以往对农民信息化服务的提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有多个渠道，有的带有广告性质，不及时、不准确，甚至不标准等现象越来越多。” 郭金秀告诉记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漯河市从财政中拿出100万元，通过招标，打造了全市统一的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如今，一期工程已经建完，二期工程已开始建设。

　　这样一个平台能起到什么作用？郭金秀介绍，平台整合了全市30多家涉农网站的后台资源库以及相关的信息系统，做成了涉农信息服务一个窗口。同时，考虑到许多农民使用电脑的条件还不具备、农村手机拥有量很大的实际情况，平台建成之后，还开设了短信端口和语音系统，并通过有关运营商的后台，与农用信息机、农村的高音喇叭相连接，使信息入户便捷、廉价、适用。“只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才能使涉农信息到达农村的各个角落。”

　　郭金秀坦承，目前平台整合还处于比较混乱的局面，万学道也认为，尽管济南市在资源平台整合上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有用的方法。涉农部门繁多，每个部门提供什么信息、由谁提供、谁来考核等，这些考核该不该纳入行政考核范围？都是看似简单，实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只有每个部门都在一个共同的机制下实现有效联动，平台资源才能真正“活”起来。

　　从服务场所到传播渠道，再到平台资源的整合，农村信息化如剥茧抽丝，最终越来越触及整合的中枢“神经”——体系、机制的整合。

　　资源整合三“瓶颈”

　　《计算机世界》报记者 王臻

　　各地涉农信息化单位早已认识到整合的重要性，但谁买单、谁来做、怎么做是困扰资源整合工作的三大瓶颈。

　　资源整合 谁买单？

　　资源整合最关键的问题是资金。原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农村信息化专家方瑜认为，靠自己想办法“造血”来解决资金问题是角色定位错误。

　　“信息资源开发应该由政府投钱，因为寄希望于农业信息资源开发能够取得回报，造血支撑自己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也非常困难的事。”方瑜指出，农业信息资源的有序开发，首先要从财政上支持，由农业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出面主导，按照文化共享工程的思路，定下分工层次和开发的先后顺序，同时培育一批信息服务商。

　　据了解，在国外，通常会有一些基金会在各个地方去做这些事情。由基金会出钱配备终端，并联合一些企业，配备软件、进行培训。政府只需要承诺支持这件事情，提供活动场所，并支付长期支撑这些人员的经费和运行费用。

　　而中国的情况却相恰恰相反，政府负责配电脑，让企业支持长期运行，扶了一把后就让其自己造血，最后导致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运行下去。把信息服务站几千块钱承包给个人，变成了黑网吧，赚了钱就再配电脑，以此做成了所谓的“市场化”，使农村信息化的本质变味，与公益性社会服务的指向背道而驰。

　　资源开发 谁来做？

　　农业和农村信息资源开发基本属于公益性服务，而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还不具备完善的市场机制，需要无偿对社会服务，因此，很难吸引企业参与进来。事实上，公益性服务未必完全依靠政府，也可以有效调配可用的社会力量和资源。尽管已经有一些组织和协会，承担类似的工作，成为市场和农民之间的桥梁，但效果一般。

　　“可以由政府的事业单位去做这些研究，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明确这些项目是由政府来投资、来进行补贴。” 方瑜介绍。

　　国外的政策中大多都有一条规定，如果这个项目是政府投资，以后使用都不应收费，只能收一些加工成本费，如复制费用。美国的规定更详细，信息资源是国会的财产，各个部门可以共享。“所以美国人来访问，看到我们部门间资源还要花钱买，觉得很不可思议，说你们这个不对，在美国这些都是免费的。”

　　因此，开发资源并作为政府公共资源进行投放，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事。要根据需求制定一个规划，并说明如何保证这些资源为社会共享。现在，各个部门都独立开发了一些资源，却都不肯把这个数据库拿出来共享，甚至有些单位想靠这些资源来赚钱。

　　“只要政府买单，谁来开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能保证开发者的运营，自然不需要都去市场化。”方瑜认为，除了政府等事业单位外，甚至可以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用市场的方式和机制，定向培育一批服务商，加工信息产品，购买服务，形成良性循环。

　　信息采集如何做？

　　专家普遍认为，信息采集的层级分工很重要。

　　涉农信息资源开发的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地建立一个数据库共享就可以解决，还应该注意信息资源开发的层次，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上层和下层的分工。现在则是分工不清，不仅浪费了成本，也发挥不了作用。

　　农业部金农工程曾提出做农产品的测试预警，这本是一个全国性的工程，只有基于对全国乃至全世界农产品生产动向的了解和统计，才能够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和价格信息，地方部门无法仅根据自己本地的情况进行预测。但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在当地网站搞市场预测，依据却是道听途说，最后本地的产品卖不出去，外地的产品也进不来。

　　“所以这些就像天气预报，必须由中央部门来做，地方根据自己情况做一些修定、细化和补充。”方瑜表示，而对于地方上的特色产品，则应该由地方自己做具体判断，包括供求、特色和流通，这两方面分工好，才能相呼应。

　　“资源整合最终不是一个省、一个市所能完成的，当它上升到服务体系的整合阶段时，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推动。这将是一个挑战体制的巨大难题。”方瑜说。

　　淘金农村反“冒进”

　　<计算机世界>报记者 何源

　　下一个10亿台电脑市场！8亿富裕进程中的潜在中国用户！从2007年开始，各大IT厂商就吹响了进军农村的号角，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广袤的农村天地中。2008年，“农村热”持续升温，然而，细细看来，厂商们的“玩法”已发生了许多变化。

　　2007年，在由政府主导的农村信息化大潮中，搭车政府项目就成了企业运作农村市场的主要手段。

　　然而，在千万元的项目采购大单面前，众多企业迷失了借力政府深扎农村的初衷，转而短视地为了采购大单而争得你死我活。最终的结果是，很多企业既没有在项目中分到羹，也没有实现进军农村的宏伟目标。

　　2008年，吸取了教训的企业开始琢磨更多的“玩法”，由单一的“傍政府”衍生出多元化的农村战略。

　　一是绑紧通信运营商。众所周知，通信运营商是农村市场目前最大的赢家，绑紧了他们就绑紧了进军农村的最直接渠道。今年5月，中国网通河北省分公司与浪潮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展示了双方共同研发设计的最新一代“浪潮新日升系列农村专用PC”，浪潮甚至宣布，网通将是浪潮电脑开拓农村市场的惟一渠道，也是浪潮推广农村市场的最核心策略。

　　二是自己玩。其实，早从联想2004年以“圆梦”系列撬动农村市场以来，有实力的厂商就一边依托政府项目，一边自己开拓农村。经历了2007年的盲目跟进，2008年，更多厂商选择了“自力更生”。海尔借助其家电品牌在农村中建立的良好口碑，在县市、乡镇整合了1000多家星级服务中心和2000多家专卖店资源，建起了6000多个成套服务联络站，24小时为农民们服务。

　　从单一的寄望于政府到多元化农村战略，表面上看，IT厂商好像开始渐渐成熟，那么，农村市场就真的成了金矿吗？其实不然，几年来，厂商们究竟在农村市场上赚了多少真金白银，只有自己心知肚明。

　　为什么政府和厂商双管齐下，农村市场却始终“热”不起来呢？

　　这是因为双方对农村信息化的把握都有偏颇。

　　首先，从政府方面来看，几年来，农村信息化虽然一年比一年火，却始终停留在以试点单兵作战的阶段，送电脑、建信息服务站似乎成了农村信息化的全部。然而，试点越铺越多，农民反应却越来越淡。究其原因，是以前我们把农村信息化的思路太多放在打通“最后一公里”上，而忽视了去研究随着信息意识的普及，农民对信息内容的要求逐步增高。

　　当农村信息化从手段上升为内容时，资源整合就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农村信息化开始从单兵作战上升到机制整合，政府对农村的理解也开始逐渐深入。

　　在农村信息化全局尚未明朗的时候，要求企业看清农村市场似乎显得有些苛刻，但是，从前几年企业对农村市场的行动来看，大多数还是跟风，谁也没弄清楚农村信息化是怎么一回事，就生怕掉队而盲目搭车政府项目。

　　这样的故事似乎在几年前争夺中小企业市场时也上演过，2004年，几乎所有的厂商都祭起进军中小企业的大旗，然而，几年过去，最终在中小企业市场获利的厂商一定是市场的坚守者。农村市场和中小企业一样，需要长期耕耘，需要变换与以往市场开拓不同的思路。如果连农村信息应用的全局都没摸清，就盲目下手，最终只能带来失望。

　　毫无疑问，农村这座金矿只属于冷静的思考者和执着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