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与农民共办合作社，两者之间将碰撞出什么火花?

    两组数据做了注解。对于海南永基文昌鸡有限公司(下简称“永基公司”)来说，这几年市场订单一路飙升：2007年，订单量200万只鸡；2008年，400万只；2009年，480万只。2009年12月，公司老总魏海川告诉记者，2010年公司的订单已经确定下来，达到600万只。

    另一组数据来自海口山佳永基文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下简称“山佳合作社”)。2007年,合作社刚成立时只有6名社员；该年9月，经过一番努力动员，村里70%村民加入合作社；到2009年6月，村里持观望态度的剩余28%村民也加入了合作社。2009年末，村里最后一名村民也提交了入社申请。

    公司农民成利益共同体

    养文昌鸡，永基公司熟悉，山佳谷村民也不陌生。但两者真正结合到一起，成立合作社，却几经波折。

    2007年，对于永基公司老总魏海川而言，已经是养殖文昌鸡的第14个年头。在此之前，永基公司已经在海南建了三个养殖基地。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公司看中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大东村山佳谷村。这里，有一片223亩的坡地。

    同一时间，在山佳谷村民眼中，这块坡地尚未显现出价值。按村民的说法，有空上去种点树。据魏海川回忆，当时这块地基本是荒坡。大致坡镇冯副镇长，对此有个更加具体的描述，“是一片集体坡地，村里种了些马尾松。由于土质一般，又经常遇到台风，大概三四年能有一次收成。”

    2007年3月，永基公司开始与村民洽谈合作事宜。出人意料的是，谈判非常艰难。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里经常晚上召开大会，开到夜里十一二点还是没结果，只好在深夜中，摸着村里的小路开车回市区。”

    魏海川很理解农民为什么对合作如此谨慎。据了解，山佳谷村除了这块坡地，稻田并不多，很多人靠打零工谋生。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尽管坡地目前的经济效益不佳，但土地始终是他们的希望。

    关键问题在于选择何种合作模式。

    “一开始，公司还是打算按照之前的方式，向村里承包土地，然后请村民打工。”永基公司副总经理张小华告诉记者。对于这个“公司+农户”的模式，村民显然不感冒，“我把土地都给了你，还剩下什么？只有微薄的租金。”

    实际上，这样的合作僵局在当地并不是第一次。“1992年，龙泉养殖公司也到过大东村，我们想把大家统起来一起入股养文昌鸡，结果，最后只发动起了老村的20多户农民。小打小闹，组织不起来啊！”大致坡镇冯副镇长有点惋惜地告诉记者，今天的龙泉养殖公司，已发展成为文昌鸡的知名品牌。

    在冯副镇长看来，合作失败的原因与永基公司遇到的情况基本一样。“当时还没有合作社的模式，也没有分红的说法。农民觉得靠劳动赚工资，吸引力不够大。”

    2007年7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合作社成为双方打破僵局的关键——山佳谷村民与公司一起成立山佳合作社，山佳谷村以223亩坡地，取得合作社30%股份。现在，除了每亩100元的土地租金，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参与分红。

    “一定要和农民联合成利益共同体！”张小华做了这样的总结。

    依托公司开拓市场

    “发展合作社，要依托能人带动！”海南省农业厅经管处副处长吴岳海总结。这里的能人，包括村里的大户，更包括公司。

    对于山佳合作社而言，公司为合作社提供的资源十分明显，“一句话，企业有管理资源，有资金，还有市场资源。”对于已经在行业披荆斩棘十余年的魏海川而言，市场资源绝非一句空话。目前，公司的销售网络覆盖广东、上海、四川、北京等省市，而目前，还筹备抢滩新加坡市场。

    当然，打开市场不可能依靠一个能人，公司的整个销售团队才是基础。“永基公司目前一共有147名市场人员，专门负责铺设销售渠道。而支撑这个巨大销售团队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资金实力。2008年，公司在销售上投入成本350万元，“平摊下来，一只鸡要1元销售成本。”

    除了销售，山佳合作社成立之后，养殖基地累计已经投入450万元。在当地村民看来，“这么大的投入单靠大家筹集，当然无法实现”。

    永基公司与山佳合作社的关系，在合作社的章程中有专门规定，“经成员大会讨论通过，本社可以独资兴办或者和其它企业合资兴办与本社业务内容相关的加工、流通等经济实体；可以接受与本社业务有关的单位委托，办理代购代销等中介服务”。

    就目前而言，“在永基公司5个养殖基地中，山佳合作社盈利排第二”。张小华告诉记者，2009年，山佳合作社文昌鸡的销量已经达到了50万只。销售抢手，利润当然可观。山佳谷村民正享受着合作社带来的增收。

    农民获得更多话语权

    “农村有什么？土地!劳动力！”对于合作社的资源优势，魏海川同样言简意赅。

    这样的字眼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利益盘剥，实际上，公司办合作社，是否存在这样的原罪一直是争论的话题。但在山佳谷，这样的合作模式却恰恰是双方多番利益博弈的结果。

    在魏海川看来，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现状是，“土地越来越少，想靠以前的方式取得土地，发展‘公司+农户’模式也越来越难。与农民共享利益，成为更可行的合作路径。”

    对于山佳合作社的社员来说，目前他们的确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关键在于，农民土地入股与企业共同创办合作社，在合作社一人一票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下，农民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按照永基公司与山佳合作社的最初协议，合作社盈利三年内不进行分红。“公司投入了这么多钱,起码要有几年的资金积累，才可以保障合作社的运转。”张小华告诉记者。

    不过，实际情况则是，2008年，在260多万元盈利面前，社员们还是忍不住提出了分红要求。经过一番博弈与谈判，最终利润分配方案修改为“35%利润留作合作社发展基金，65%拿出来进行分红”。按照30%的股份，山佳合作社近100名社员获得51万元，平均每人分红接近5000元。

    不过，这只是社员收入的一小部分，更大的收入来源于为合作社打工赚取的工资。社员为基地养鸡，一个月可领取工资1500元，全年接近1.7万元。加上分红，参加劳动的农户收入可超过2万元。

    村民陈泽标现在是山佳合作社养殖基地的厂长，对于记者的来访，这位农民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不过谈到增收，陈泽标还是轻松了起来，“原先靠在坡地上种树，稀稀拉拉的，能赚几个钱?”

    “海南省农民的平均收入是每年4310元。”魏海川告诉记者，这是省政府统计的数字，而山佳谷农民原来的收入，也差不多在这个水平。在可观的分红和工资面前，原先还在观望的村民，也一改最初的不信任。对于这种转变，村民黎某的说法朴实却相当到位：“关键是能赚到钱啊！”

    不过，村民之间的博弈又出现了，“很多人都想到合作社打工，但合作社吸收不了那么多劳动力”。截至2009年11月，公司总共需劳动力61人，而此时合作社的社员已经达到了168人。有限的岗位分给谁，成了新的问题。

    最终，合作社找到的解决方法相当原始，抽签！“大家对结果也都能接受。”魏海川笑着告诉记者。不过，未来的合作社社员，会有更进一步的生产合作。“合作社发展成熟后，还会把部分养殖交给社员自己做，目前就已经有50多户社员自己在养了，那时会有更多的合作。”

    2009年，山佳谷村最后一名观望者，向合作社提交了入社申请。对于永基公司，这种模式的未来同样可以用数字注解，“在海南保亭，三年内我们要发展30家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