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来的艰难困苦,有目共睹。在这三十年中,号称中国农民三大历史性创造的经历,更为坎坷崎岖,它们分别是:包产到户、村民自治和乡镇企业。这三大创造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在改革三十年的版图上抹上浓重的色彩；然而,在新形势下,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遭遇困境,人们在苦闷中企盼:农村下一步改革路在何方?
10月9-12日,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讨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可能会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如火如荼的时刻,上应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下接建国六十周年,本次大会的召开注定意义非凡,新一轮农村改革,或将轰然起航。
包产到户敢教日月换新天
一个小学生作业本的格子簿,整整一页是18个鲜红的手印。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冷风扑面,乌云笼罩着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间破陋不堪的茅屋里,目不识丁的队长严俊昌带头,18户户主摁下手印后,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已经没有退路。
在举国学大寨的日子里,顶着千古罪人的骂名,唯有鲜红的手印,才能展现他们行为的悲壮。严俊昌们没有退路,贫穷将他们逼上了悬崖。1966年到1978年,总计156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87个月靠救济度过。
贫穷浸肌浃髓,全国农民及其他阶层,与小岗人感同身受。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量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经济面临崩溃,酝酿着破茧而出的萌动。旋即,小岗人杀出血路的做法如风起青萍之末,在经邓小平及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肯定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席卷中华大地。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多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动摇和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1985年,人民公社体制彻底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
联产承包制推行后,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食品供应问题,亦使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少。统计显示,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平均每年保持了7.7%的增长速度。1984年与1978年相比,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计算增加了42.23%,按照生产函数估算,其中约有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
专家点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曾潜心研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他认为该制度的确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国后整整几十年农民和干部的艰苦实践换来的,其中有很多人为之命运逆转,甚至掉脑袋。在小岗之前,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裂,间接受到影响的是全国人民。
村民自治于无声处听惊雷
小岗村的格子簿已下落不明,而在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果作屯,一棵大樟树却依然郁郁葱葱。28年前的1980年初,在这棵树下,一群果作生产队的农民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们抱怨分田到户后,公共事务无人料理:集体林子无人看守,水渠无人维修。
怎么办?果作人如小岗人一样,将答案写在了纸上。这是两指宽的纸条,果作生产队85名农民每人一张,在上面写上自己合意的管事领导,根据得票多寡产生新的领导机构,该机构的名称叫做村委会———中国第一个村委会就这样悄然诞生。是时为1980年1月25日,农历腊八节。
果作人樟树下的创造,与小岗人茅屋里的壮举可谓一脉相承,包产到户改变了农村微观经济基础,激发了农民内在的致富激情,从而使生产迅速发展。然而,分易合难,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局面,是包产到户无法回避的困境。如何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村委会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果作人沿着小岗人的脚步向前走了一步。此后,1982年修改宪法时,村委会首次进入宪法,确立了法律地位。1988年6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开始试行；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至2007年底,全国共成立了611234个村委会；至2008年6月,中国95%的村委会实现了直接选举,果作人的首创,终于遍地开花结果。
专家点评:徐勇教授说,果作村委会是迄今发现的全国第一个有正式记录的村委会,该机构的诞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乡镇企业勇立潮头唱大风
1991年,美国的《新闻周刊》把鲁冠球的照片登在封面上,鲁成为邓小平之后的第二个中国籍的封面人物。在前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对鲁的专访,标题为:中国农民的希望；《华尔街日报》为他戴的帽子也很吓人:中国的英雄!
一个农民与邓小平并列,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鲁冠球想不到,自己当年四处推销生产的犁刀吃遍闭门羹,如今却轻而易举打开美国市场的大门。毫无疑问,他已成为中国乡镇企业家的代表。
鲁冠球自小浪迹浙江萧山乡间,打铁修车,25岁时(1969年),血气方刚的他创办了一家公社农机厂,即为此后赫赫有名的万向集团的前身；工厂在政策的夹缝中腾转挪移,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大发展。与此同时,步鑫生、年广久等一批杰出的乡镇企业家也在各自的领域翻云覆雨。
如果说小岗的创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果作人的创举解决了农村的公共管理问题,那么,乡镇企业解决的则是农民富裕问题,这又前进了一步。
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4年,乡镇企业更是迎来了黄金发展期。1992—1996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2.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为26.0%,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3.4%,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到1996年底,乡镇企业数量为2336万个,是1991年的1.2倍；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达1.35亿人,是1991年的1.4倍；完成增加值17659亿元,是1991年的5.9倍。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异军突起”,“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
专家点评:徐勇教授认为,在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下,在国有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乡镇企业见缝插针,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需求,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有特定的历史意义。
土地变法从小岗村再出发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小岗村、果作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都无法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乡镇企业的发展更是裹足不前。
严俊昌耿耿于怀的是,尽管小岗村一步跨过温饱线,三十年后却进不了富裕门。小岗村现有人口476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一半多的村民欠有外债。与之伴生的是,人们对包产到户的怀疑:土地细碎化之后,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如何发展现代农业?
果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2007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00元,而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差距明显。与此同时,村庄贿选如蚁附膻,村民自治屡遭政府干预,向上推广难以突破,使人们对村民自治的功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也面临诸多难题:自身产权不清晰、外部贷款和需求环境恶化,大量乡镇企业因此倒闭,连乡镇企业的名称也越来越少被提及。
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中央将不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投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专家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党国英教授认为,小农收入低是一个规律,包产到户之后,一个农户才几亩地,平均一年才工作几个月,怎能指望与城市居民同等收入?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一个规律,当国有企业改革加速,加入WTO之后,乡镇企业发展滞后也在情理之中。
徐勇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包产到户等原有制度优势已经发挥殆尽,农村现在面临的是人、财、物的净流出状态,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三十年前虽然解放了农民,但是没有解放土地,改革的瓶颈亟需突破,更深层次改革迫在眉睫。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或许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起点,有足够理由期待这次会议。（记者 王宏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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