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作为全国首批改革试点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重庆农村信用社通过扩充资本金、消化不良资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等体制再造，使一度危机重重的农村信用社脱胎巨变为一家按照现代商业银行模式运作的农村商业银行，并在服务“三农”中重现生机与活力，探索出农村合作金融改革“重庆模式”。但是，尽管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强了服务“三农”的适用性和便利度，但金融支农困局依然没有打破，破解金融支农困局需要正确处理几个矛盾。

　　体制再造使农信社“脱胎换骨”

　　重庆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从理顺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开始。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４年，重庆市原７２９个县、乡两级法人体制的农村信用社改制为３９个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的县级联社，法人治理机构由市、县、乡“三级法人”转变为市、县“两级法人”，并全部由合作制转变成股份合作制。为了彻底理顺经营管理体制，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农村信用社于２００８年６月正式改制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机构最终从“两级法人”的股份合作制演变为“一级法人”的股份制。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刘建忠说，６年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经过两次体制改革，已建成“一级法人、两级管理、三级营销”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在总行层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将原有１４个部室调整为业务执行、评价监督、保障支持三大系统２１个部室，使总行成为全行的经营管理、资金运作、业务创新中心。同时，根据重庆市情和自身发展需要，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设置了３９家县级支行和１８０５家分理处，各支行都是经营主体，每个乡镇都有１家分理处，避免因统一法人改革而“弃乡进城”。

　　通过体制再造，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经营实力显著增强，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到２００８年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总资产超过１６５０亿元，是２００３年启动改革时的３．３倍；存款余额达到１１６９亿元，是２００３年启动改革时的２．６倍；贷款余额为７７６亿元，是２００３年启动改革时的２．２倍；费用率为１７．７４％，较２００３年改革时下降２７．４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６８．３％，拨备前利润２８．３亿元，是２００３年启动改革时的８．９倍。目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费用率、成本收入比、拨备覆盖率等多项指标进入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前三名，存款规模、农业贷款、个人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等指标位列重庆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第一位。

　　而且，改制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简化贷款手续和程序、创新金融支农服务品种、建设农村信用工程为突破口，有效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支农力量不足问题。截至２００８年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共为５９３万户农户建立了经济档案，评级授信４３９万户，颁发贷款证３６４万户，分别占到全市总农户的８９％、７９％和６５％；农业贷款余额达到３１４亿元，占到全市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４成以上；网点数量位居全市同业第一，有效填补了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收缩而导致的县城及以下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空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银行”。

　　推进农信社改革应把握的关键问题

　　重庆农村信用社整体改制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是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被誉为农信社改革“重庆模式”。重庆银监局等金融管理部门调查认为，农信社改革“重庆模式”稳步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在于把握了农信社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明晰产权结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妥善处理新老股东、法人股与自然人股、大股东与小股东、市外股东与市内股东、员工股与社会股等五个方面关系，顺利完成由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转变的股权改造。目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法人股东持股金额占比为７４％，自然人股东持股金额占比为２６％，其中职工股份占比仅为２．８６％；股本金由１８．５亿元提高到６０亿元，资本充足率在１２％左右。

　　其次，有效处置不良资产。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改制前后通过“三个结合”方式消化不良资产１１０多亿元：一是坚持政府扶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即通过重庆市政府出资收购和发起人按市场原则每股自愿出资０.６元核销不良贷款的方式，消化不良资产５３亿元；二是坚持自身清收与借助外力清收相结合的方式，消化不良资产约６０亿元；三是坚持剥离处置与剥离后再盘活相结合的方式，消化不良资产近６亿元。目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降至７．７６％。

　　第三，健全风险管理机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已建立起由总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垂直领导、各职能管理部门分工协作、基层业务管理部门具体实施的风险管理体系：一是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制定了１９９个规章制度；二是全面推行“适度授权、专家审贷、流动资金与项目贷款区别管理”的审贷模式；三是建立并完善以经济利润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四是在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率先推行“上收管理、分片负责”的独立稽核监督机制。

　　最后，激活人才队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通过人事、用工制度和薪酬分配改革，建立起竞争上岗和绩效分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彻底改变了以前农信社“吃大锅饭”的状况。此外，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还通过引进急需人才、招聘大学生、加强培训等手段，调整和充实人才队伍，增强发展后劲。

　　破解金融支农困局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矛盾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发展阶段，“强身健体”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围绕重庆城乡统筹发展进程中的金融需求，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已成为农村金融主力军。但是，从重庆看，金融支农困局依然没有打破，破解金融支农困局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几个矛盾。

　　其一，农村多元化金融需求与金融支农方式单一的矛盾。当前农村资金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满足农民简单再生产的金融需求；二是满足农民扩大再生产的金融需求，即种、养殖业大户对金融的需求；三是满足农业产业化、新农村建设的金融需求，即农户从事传统农业的资金需求在逐年减少，规模化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个体私营经济和消费信贷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在逐年增加。为此，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开始对金融支农方式进行调整：一是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投入；二是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村专业市场建设的投入；三是通过中小企业贷款品种，加大对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投入。

　　其二，国有银行“洗脚上岸”与地方金融“独木难支”的矛盾。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农村市场的力度有增无减，被保留下来的基层商业银行也部分丧失了基本的信贷功能，成为单一的吸收存款、履行支付结算职能、向上汇报贷款项目信息的金融单位，国有商业银行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的职能严重萎缩。改制后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没有因为股份制改造而收缩网点，在确保“一镇（乡）一点”的基础上，根据农村地区经济流向和市场需要新增设了一批网点，并通过ＡＴＭ、ＰＯＳ机等自助银行服务终端“下乡进村”，同时在全市６４５４个行政村聘请了７４２３名农户客户经理，进一步延伸了服务触角。但是，仅靠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来满足重庆农村地区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依然有很大难度。

　　其三，农村地区风险担保机制缺位与金融支农创新难的矛盾。在当前农村地区风险担保机制缺位的情况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来满足农村地区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一是针对当前沿海中小企业大量关闭、返乡农民工增多的情况，推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出国务工贷款等信贷新产品；二是试点推出农民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主妇、农民出国务工、“家电下乡”等农村消费贷款品种；三是探索创新林权抵押、农村土地流转、宅基地农房抵押、农村信用共同体等担保方式；探索推出仓单和动产抵押、最高额抵押、小企业联保贷款等贷款品种。但是，目前银行在抵押担保方式创新上面临政策性难题。如农户能提供的抵押物主要是自有住房，由于土地性质是集体所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能用于抵押，而且重庆多数农户的自有住房没有办理产权证；一些从事生产经营的农民所经营的服务场地、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库存物质等也多无产权证，因而达不到抵押条件。

　　其四，农业贷款不良率偏高与农贷损失补偿机制缺失的矛盾。农业的自然脆弱性导致重庆农业贷款的不良贷款占比一直比较高。２００８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农业贷款余额达３１４亿元，不良贷款为４３亿元，不良贷款占比达到１３．７％；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不良更高，占比在３０％左右。针对农业的脆弱性和农业贷款损失比例较大的实际，刘建忠建议：一、应出台“三农”贷款税收优惠政策，对银行机构“三农”贷款利息收入交纳的营业税和营业附加税给予全额返还补偿，并将其作为银行服务“三农”的风险准备金。二、建立“三农”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即政府应以农业发展补偿基金的形式对农业贷款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三、试点推出农贷保险，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