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城市化将有力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各方共识的话，那么，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和达致手段恐怕是当下最为众说纷纭的话题。在“伪城市化”、“半城市化”这样或激烈或温和的批评，和“新型城市化”憧憬的交织之中，中国城市化的估算规模和激励机制其实并不明晰。

　　好在对决策深有影响力的智库和学者在此并未缺席，围绕城市化和收入分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不久前接受了第一财经电视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联合专访。他估算，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会拉动50万亿元规模的投资需求，而这些资金的筹集可以通过土地增值、发行国债和税收安排来实现。他提出，中央政府可以人口密度为调控点，通过土地指标和转移支付来给地方政府提供激励机制。

　　针对收入分配这个公众关注焦点，除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框架外，卢迈引入了一个分析的新概念：预分配，即早期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他呼吁，这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进程中更需被关注的领域。

　　制度激励推进城市化

　　第一财经日报：十八大提出中国在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这样一个目标，学界有不少讨论，有人认为7%左右的增长切实可行；有人更乐观，认为完全可以达到8%；也有学者认为中期潜在经济增速会下台阶，7%会比较艰巨。你的看法如何？

　　卢迈：这只是目标之一，经济增长达到7%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在未来的这八年中，最关键的还是结构的调整，是体制的改革，没有质的改变，没有增长质量的改变和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更广泛的分享，总数的翻一番或所谓人均收入的翻一番都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关于两个翻一番的指标还要结合其他部分一起来阅读才行。

　　日报：未来八到十年最重要的改革有哪些？

　　卢迈：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革，同时建立起更好的一种社会管理的制度，这可能是非常重大的考验。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可能就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不能实现，那么我们很多资源会耗费在不应消耗的地方。

　　日报：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大多数人认为城市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你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表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年的主题是城市化，今年的主题是关于人口政策的。关于城市化，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就是这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我们曾做过推算，让农民享有市民化待遇，一个农民在城市里要安顿下来，大概最少需要12万元钱。目前已经有两亿多农民在城里面，还有一亿多到两亿要转移进来，这意味着，总额40万亿到5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要有更好的制度安排。

　　日报：中央政府在整个制度安排里，是否需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卢迈：中央政府现在手里有两个东西，一是土地指标，另外一个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完全可以用这两条来激励地方政府：多吸收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里落户，就可以此依据要到土地指标，要到国家一次性拨付的一笔钱，用于在学校建设或是医院建设方面的支出。我想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可能的。

　　日报：从土地的角度看，18亿亩红线是不是会突破？

　　卢迈：中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如果按照每平方公里一万人这样的城市密度来安排的话，安排4亿人大概就是4万平方公里。据发改委的研究，我们国家可用于城市化的土地面积有8万平方公里，当然有很多沙漠、山地等，但有4万平方公里用来安置城市化的这些人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把很多土地浪费在了建立工业园区上；在农村，农民也在占用土地建住宅，农村所建房子的面积远远超过城市里的，这不是保障土地的办法。中央政府需要控制的东西其实不多，需要严格把握的，就是人口密度。

　　日报：刚才我们讲到农民工进城会带动40万亿到50万亿元的需求，但这么大一笔钱从哪儿来？

　　卢迈：50万亿元肯定不是财政部一下能够拿得出的，应该有这样几个来源：

　　第一是土地的增值收入，这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土地财政，土地增值收入的一部分应用于公共利益。我修了地铁，修了铁路，土地价格一下涨了许多倍，难道都应该给个人吗？显然不行。无论用税收的方法，还是用现在政府垄断二级市场的方法，有相当一部分要归社会，这一条需要明确。

　　第二，短期内的支出可以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解决。

　　第三是收费，像卫生、水这样的公共设施，现在的投入可以通过将来的收费来部分地补偿，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他还可以考虑税收，例如国外的财产税、房屋纳税，主要是用于当地的公共服务支出，这部分征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