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城镇的医疗条件，与大城市相比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医疗设备上，也体现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上。“老式的不锈钢注射器”、“针头经开水中消毒后继续使用”……你能想象此类事情，发生于大城市里的大医院吗？尴尬的现实是，即便在公共卫生领域，很多乡村也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其结果只有一个，在这些乡村，“更合理的医护规范”难被恪守、“更有效的救治手段”难以推广。
若照自发秩序演进，农村与城市、小城镇和大都会，医疗层次的差距注定越发拉大。发达地区具备完善的软硬件基础，之后，任何一次升级都只需支付更小的“边际成本”。但在相对封闭的农村，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地基，未能真正建成。对这些地方而言，即便是底线性的“规范化努力”，都会代价沉重、举步维艰。丹城镇的丙肝疫情，何尝不遵从着上述逻辑当事医生痴恋“老式注射器”，当地监管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丙肝事故”所反映出的“医疗水平时间差”，在根本上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不平衡表现。当一次性注射器，已成城市的常态物件，在乡村，“老式针筒”竟仍市场广阔，人和物，观念与器具……凡此种种，无不显得滞后一拍、落后一步。发生在丹城镇的不幸，绝不仅是失职医生的过错，亦不全是渎职监管者的责任。一些乡村基础医疗条件，因为财力不足而无法改善，因为客观条件无法改善，而在主观上“一切凑合着办”，才是真正的问题和隐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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