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方农村报 作者: 谭翊飞 冯善书
连平县贫困农民刘东如、刘亚群夫妇上有老下有小，不料一场大病突然降临这个毫无保障的家庭……
编者按：１１月的羊城传颂着一个妻子献肾救夫的感人故事。４３岁的连平农妇刘亚群为救右肾坏死、左肾脓肿的病危之中的丈夫刘东如，不仅在工地拼命干起背水泥的力气活，还毅然决定将自己的肾献给丈夫（见本报１１月１０日第２版）。
人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刘东如、刘亚群夫妇没有医疗保障，这么一场大灾难，足以将他们打入万劫不复之地。因病而债台高筑，家中还有一老四小，农村家庭中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都集中在这对夫妇身上了。记者尝试以这对夫妇为个案，对贫困、疾病、子女读书等与农民生活最密切的问题作一番调查和剖析，但愿这组报道能为政府扶贫决策、为和谐农村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刘东如还躺在广州的病榻上，但妻子献肾救他的故事早已传遍家乡。刘亚群的果敢和坚强一度成为连平山区人的美谈。
２１日，医生说，刘东如夫妇２２日就可以出院了。看过报纸的人都晓得，刘东如家很穷，要赡养９５岁的老母亲，还要供４个孩子读书。但几乎没人知道，刘东如家在邓村，而邓村是连平县元善镇最富的村子，特别是２００３年“县城南移”的思路被正式纳入县政府规划蓝图后。处于富裕之地的刘家，是真穷还是假穷？刘氏夫妇是否故意隐瞒这一重要信息？１１月１５日，满腹狐疑的记者走进邓村。
邓村贫富差距明显
记者从邓村村口一直往里走，目之所及，都是建房修路的场景。２００４年，邓村全面推行村道硬底化，村里数得上的大路都铺上了水泥。路边有落成不久的药厂与正在兴建的电子厂。
沿路约摸行进
据县委办透露，正在规划建设的粤赣和昆汕两条高速公路将在邓村一带交汇，而该地极有可能成为连平城未来的市中心，许多机关单位，如财政局等近年已陆续搬到附近，“农民洗脚上田是迟早的事”。
当地农民的经商意识觉醒得较早。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村民纷纷进城打工，积累了一定资本后，部分村民开始转而经营各种商铺或小摊档，逐渐成为农业商品经济的精英。据了解，连平县最大的农贸市场，投标开档卖猪、卖鱼、卖鸡和卖鸭的，大部分都是邓村人。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大量的金钱犹如活水一样流入邓村，把一栋栋泥砖土壁的旧屋舍拆建成一栋栋豪华别致的小洋房。而这些，鹤湖、密溪、麻陂等其它城郊农村望尘莫及。
邓村村委会主任刘瑞炳告诉记者，该村现有３６０多户、１８１０人，２０％的人口外出务工，５０％进城搞农贸、建筑或杂货销售等各种小生意，只有３０％留在家里耕田，同时做点零散工。
当然，村里也有好吃懒做的人。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官灯线扩建，征用了村民不少田地。有些人就拿着补偿款过活，不思进取，好赌成性，搞得家徒四壁，生存堪忧，“像这类家庭，严重的有１０多户”。
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机会对所有村民都是平等的，而群体内的互帮互助则成为他们能否盘活身边资源获得发展的关键。不同个性的村民群体化，开始成为这座发展型村庄的一个特点。“邓村的贫富差距这几年已越来越明显，而外来资源和村里的公共产品，常常分配给那些具有发展潜力或者有特殊关系的人。”一位自称非常了解邓村的干部对记者说，所以贫穷的家庭依然难以跟上发展的步伐。对此，刘瑞炳则称，“这些年来，村委干部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争取外来资金，以帮助那些贫困家庭尽快脱贫奔康。”
贫困家庭雪上加霜
邓村的一些村民告诉记者：“东如属于那种特别老实的人，祖上又穷，以前夫妻俩一直在家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最近几年开始给人家的建筑工地扎竹架，因人品好，找他干活的人多，生活才有所好转。”
邓村小学的
村镇干部认为，刘东如的人品是有口皆碑的，“问题是，他孩子多，赚的钱都给了孩子读书，经济状况好不起来也是必然的”。
刘家在离该村中心居住区百米外的一条小水坑旁，是一栋只有一层的四方型泥砖小围屋，与小洋楼相比，颇为寒酸。按照客家人的建房习惯，进屋是天井，中间是一个开放式的上厅，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蕃薯、农具等各种杂物。上厅对着的是客厅，里边陈设简单，除了一台电视外，再没有见到别的家电。家具是木制的，看上去很新，想是近几年才买的。屋里最显眼的，是贴满了三面大墙的４个小孩的奖状。
在刘家的厨房外，记者还找到了一台洗衣机。从这些细节足以看出，刘东如近几年的努力已使得这个贫困的家庭稍微有了点起色。就在天边露出一缕白光的时候，一个响雷却迎头袭来。
刘东如夫妇到广州做手术后，刘东如６２岁的大姐刘倩从不远的大埠村过来帮忙照顾老人和小孩。她告诉记者，她和刘东如原有兄妹７人，其中５儿２女，因家贫遭病，４个儿子都不幸夭折。刘东如排行最小，与她相差近２０岁。刘东如另一个姐姐刘桃与港籍青年李国华结婚，李国华入赘了刘家，并建了刘家这栋房子。后来李举家回港发展，将房子留给了刘东如。据刘东如的堂叔说，他们家族里的人家境都一般，侄子得了这场大病，大家能帮的都很有限。
还在广州照顾他们的、刘亚群的胞弟刘文楷告诉记者，为了换肾，姐夫已问遍几十户亲朋好友，勉强凑来１０万左右。１３日那天，医生已通知他们病人户头告急，让家属赶紧充钱追药。但刘文楷交完手头仅剩的２０００块，就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治这个病也不知要花多少钱，有人说十几万，有人说二十几万，怎么办啊？！”
没做手术前，除小儿刘鸿达读六年级在家吃饭外，刘东如其他３个孩子每人每天只有２块钱吃饭。为了省钱，他们每天中午或傍晚来回骑１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吃饭。当家里的钱都拿去救命后，伙食费从哪来？
贫困者同样的恐惧
刘东如的悲惨命运对村里那些至今还在贫困线上摸爬打滚的人来说，是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几位与刘东如家境相近的村民和记者谈起东如，脸色都颇为阴郁，他们害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的经济负担，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承受不了。
刘东如一家的经济发展意识虽然觉醒较晚，然而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村人来说，这种求生存的姿态代表着社会的上进和活力。在邓村这样的即将被城市吞并的村庄，如果政府的扶贫机制无法将他们纳入救助范围，这个家庭很可能就会因此而永远地倒下去。
当地一名中学教师语气沉重地对记者说，刘东如有４个正在受教育、人格尚未定型的孩子，如果只有灾难而没有关怀，他们的将来必然走向畸型，到时对社会不仅是一个负担，更是一种危险。近十年来珠三角城市“城中村”暴露出来的种种“非正常”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有专家也指出，刘家所面临的困难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随着贫困山区的快速发展，刘东如现象必将成为连平乃至河源政府将要面临的新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该纳入社会政策考虑的范围。然而记者问遍元善镇政府和县民政局等部门，得到的答复均是无能为力。
记者离开刘家的时候，刘东如９５岁的老母亲江七拄着一根三只脚的铁杖跟了出来。
“你知道东如得病的事吗？”记者问。
“我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他们都不在家，你没有问吗？”记者继续问。
“我聋了，眼睛也看不见。”她的声音很大，但脸上还是没有表情。
“她头脑有点懵了，理解不了你说的话。”她的女儿在旁边告诉记者。
在灾难面前，“理解不了”也许是一种幸福，因为这样至少还不会觉得痛苦，也没有忧虑和煎熬。而面对刘家赤裸的真实，记者隐觉悲伤，我们情愿刘亚群当初是骗媒体的。
由于没有参加合作医疗，刘东如无法报销医疗费，但他说——
没什么后悔的
１１月１８日，在刘东如夫妇的病房，记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本报记者（以下称南农）：到现在为止，你们治病用了多少钱？
刘东如夫妇（以下简称为刘）：１０多万吧。刚来的时候只带了两三万，兄弟姐妹在家里筹钱，筹到多少就往我的帐户上打多少。
南农：那两三万都是家里的积蓄吗？
刘：都是借的。只要能借的我都借过了。
南农：有没有找过村里或政府？
刘：村里我去过，但书记说村里的钱不能借给我，他叫我把地卖掉。我没有答应，卖了地我今后靠什么生活啊。我没有找过政府部门，因为我在政府部门没有熟人，也没有“关系”。
南农：如果今年参加过合作医疗，你们可以报销最高限额２２５０元的医药费，还可以申请县级的救助资金（一般在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之间），但你们没有参加，也因此无法报销，对此，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些后悔？
刘：前年我都交了合作医疗费，但去年没有人到我家里收钱，我就没交，但也没什么后悔的，靠自己慢慢来。
南农：这些钱如果１年还１万元，也要１０年。
刘：在农村，１年还不了１万。我家里有孩子要读书，还有疯癫的老母亲要照顾，负担比较重，但今后我俩会多做些工，多种些地，争取早日还清欠债。
南农：我见到你大儿子和他的班主任，班主任说他学习很刻苦。
刘：我对４个孩子寄予了很大希望，他们也都很努力，年年都得很多奖状。
南农：你的大儿子好象脖子有点问题，并且背有些驼。
刘：那是胎伤，没有看过医生。现在，我们家借了这么多钱，更没办法带他去看医生了。
南农：等孩子上大学后，你们的负担会更重。
刘：不管负担多重，只要他们能考上，我都会让他们读。
医生告诉记者，夫妻俩出院后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知道移入刘东如体内的肾脏能否正常发挥作用，一般有１０％的人移植不成功。
希望热心人士能够向刘东如夫妇提供帮助。
“小病不保，大病保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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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的保障作用有多大？
“小病不保，大病保不了”
刘东如的妻子献肾救夫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届的强烈反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沸点。在农村，特别是在落后山区，这一制度到底能否对农村的医疗卫生发挥有效的保障作用？
刘东如夫妇家住连平县元善镇邓村。该镇于２００３年开始试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按规定，参合农民每人每年只需交１０元参合费，但为增加参合率，邓村村委会当时决定头一年从集体收入中拿一笔钱出来为每位村民分摊５元，也就是说，该村农民每人只需交５元钱就可以参合了。正因如此，邓村村民参合积极性较高，参合率超过６０％。“２００４年，因财力有限，村委不再为村民贴那５块钱，参合率因此降了很多。”邓村村委主任刘瑞炳告诉记者，村民医疗保健意识不高是阻碍这一制度实施的重要原因。
２００４年底，有关部门会同邓村村委干部继续对村民进行宣传，动员村民缴费参加２００５年的合作医疗。但这一次，２００３年底曾为全家购买过合作医疗的刘东如没有交这７０块钱。他的妻子刘亚群解释说：“头一年投了保，但全家人都没什么事。我家收入低，４个孩子读书，每个学期的费用都得五六千，这７０块钱保费可不是小数目，所以第二年就没交了。谁知道没过两个月，东如就出问题了。”
记者从有关卫生部门了解到，即使刘东如２００４年底缴费参加了２００５年的合作医疗，这次做手术，他最多也只能在镇里报销２２５０元。而广州的医生及有关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刘亚群的肾即使可以在她老公身上正常发挥作用，她家预计也必须支付近２０万的医疗和康复费用。“２０００多元的报销款对巨额费用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当地有村民指出，这样的制度根本不能真正起到保障作用，“没有钱的家庭遇到类似恶疾同样是一个死字——村民参合积极性不高的根源就在这里。”
医疗卫生意识低、经济落后，使得肝、肺等内脏疾病成为农村高发病种。据记者调查，因这类疾病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在邓村有十几二十宗。在这些案例中，多数当事人明知自己患病，但由于家境困难无法求医，硬拖至死。“没办法，治疗这类疾病的花费往往比较多，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甚至数万，一般的农村家庭很难承受这么大的经济负担，贫困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刘东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邓村石头塘的一位古稀老人对记者说。
与连平农村人普遍所持的“合作医疗只能保小病”看法相比，国内一些专家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曾提到，“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现状跟‘只保小病’刚好相反，它只保了大病，忘了小病。”
杨团是国内最早从社会政策角度研究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专家。近年来，她在陕西洛川旧县镇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试点，并设计出一种全新的制度：由国际组织投资，以“先尝后买”的方式让每人每年缴纳１０元钱参加农民医疗合作社，将所有社员的缴费合起来成立社区卫生服务统筹基金；由镇农医合代表全体社员与镇卫生院集体签约，用这笔基金集体购买镇卫生院下设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七项卫生服务，包括优质药品、免费医疗等。这是所谓的初级医疗保健制度。目前，杨团的课题组还在研究如何把这种制度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融合。
“政府现在倡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所确立的方向是对的，第一是政府直接对农民医疗出资，第二是政府和农民合作筹资。但新合作医疗有问题，”杨团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问题是把农村卫生分裂成大病和初级卫生保健即小病。这样做的理由是，政府没有钱，所以只顾大头，保大病。
但这样的话，受益的人只有１％－３％，并且从医疗的角度来讲，小病与大病之间是一个上游和下游的关系，上游积累的泥沙多，下游就一定清澈不了，所以，大病小病不可以这么截然切开。”
实际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省山区遭遇的困难可能比杨团所分析的还要糟糕。“根本上就是小病不保，大病保不了。这样的制度要来干什么？！”连平县一位姓林的农村妇女对记者这么说。
报销额的上限远远满足不了村民治病的需求，而实现参合利益还有可能因为某些干部的人为因素遇到诸多麻烦，这就不难理解村民为何对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持有消极看法。正因如此，对２００４年底没有参合并因此无法报销医疗费，刘东如一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懊悔，只说了一句“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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