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随着徐武出院，闻名全国的“精神病事件”尘埃落定。同一天，酝酿了26年的《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面向社会征询意见。

　　2011年4月19日，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的徐武逃出了被关了5年的武钢二医院精神科，前往广州为自己“讨清白”。据他介绍，他与单位打了两三年官司被莫名送进精神病院。在广州精神病院做检查表明，自己没有精神病。4月27日，他被武汉警方强行从广州带走。

　　时间上的巧合，让徐武事件的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事发地，“被精神病”现象，牵动着大众的神经。既要杜绝精神病认定的不规范，又要防止医疗机构在其过程中被裹挟，同时还要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利益。这也成为推动《精神卫生法》出台的社会力量。

《精神卫生法（草案）》中规定，“被精神病”责任人要追刑责
　　乌鲁木齐在线讯（记者葛文君 通讯员施玉瑞报道）一直以来，我国没有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少量的体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劳动法》、《残疾人保障法》、《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作为精神卫生的全国性法律，《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出台为各方翘首以盼。

　　那么，本次草案对精神病收治有哪些规定？其中又有哪些亮点与期待？对此，本报特邀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鉴定科主任唐安平，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峰详解草案焦点所在

　　焦点之溯源

　　《精神卫生法》屡修改未出台

　　1985年8月，卫生部指示四川、湖南两省卫生厅派出专家小组起草《精神卫生法》。此后26年内，该法以平均“两年一稿”的速度，已修改10余次。

　　曾经参与起草工作的中国司法精神病学泰斗、川大华西医院教授刘协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非自愿住院治疗，也第一次被提出来公开讨论。有人提出，已确诊的精神障碍患者坚持不住院怎么办？“起草小组的意见是，强制住院的措施还是以劝说为主。遗憾的是"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强制措施该由谁来启动、谁来执行？被我们忽略，这一点恰恰是破解精神障碍患者收治问题的关键。”

　　2002年，我国第一部有关精神卫生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正式实施。这一法规的出台，结束了中国大陆没有精神卫生方面专门性法律法规的历史。随后，北京、广州、宁波等一批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都相继通过地方性的精神卫生条例。

　　但纵观这些地方性法规，均存在覆盖范围有限、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执行力度不够、各自为战等“短板”。统计表明，我国精神疾病患者超过1亿人，其中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患者约3000万人，重症患者约1600万。重症患者中，因家庭贫穷无钱治疗、救治通道狭窄无处救治等各种原因，只有20%就医。大量流散社会的重症患者，无论从对社会的可能危害看还是患者自身的利益考虑，都是一种社会隐痛。因此一部立法层级更高的《精神卫生法》势在必行。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精神卫生法》正在积极制定中，年内有望正式出台。

　　焦点之问责

　　“被精神病”责任人要追刑责

　　记者：草案中，用大量的篇幅对“非自愿入院”作出了规定，这也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草案中对“非自愿入院”的条件是如何规定的？

　　唐安平：在既往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中，当事人都是被强制送治，因此引发质疑。此次规定，“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同时，草案还规定，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精神障碍检查，或者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现在的强制送治大都是强制收治。我国相应立法的目的是预防、治疗、康复，把治疗作为社会保障来看待，而作为一种保障来说，如果有了病，就应该让他得到治疗。现在主要是在度的把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立法理念、立法目标来讲，也应该转变一下观念，非自愿住院治疗并不一定就是一种侵犯权益的行为，但前提是，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生伦理道德也应该相应地建立起来。

　　记者：草案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这是否意味着，是否被认定为精神病仍是医疗机构说了算？

　　唐安平：的确，因为精神病首先是一个医学范畴的东西，对于疾病的确认，肯定还是要由医疗机构来确认。但这并不意味着医疗机构的权利是不被限制的。草案规定，对“非自愿住院”医疗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进行复诊，对复诊结论有异议的可要求鉴定。相比于从前，等于给当事人或监护人复议程序。

　　记者：全国出现的“被精神病”事件中，都有医疗机构的诊断结果，证明其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病。有人质疑：医疗机构的诊断结果如何能够保证其客观真实性？

　　唐安平：这正是目前制度走向完全规范化的一个瓶颈问题，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精神障碍者的权利，需要进一步的探讨，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医疗机构的专家认定是否公允科学。

　　记者：除了对“非自愿入院”的规定外，心理健康的内容也首次出现在其中。这在整个的精神卫生方面占有怎样的位置？

　　唐安平：拿我们医院来说，截止到目前共有近900名患者，其中重型精神病人所占的比例只有30%左右。相比于重症病人，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精神分裂症，更多的人是处于一个症状相对轻微的阶段。但如果这部分人不引起重视，有可能会发展为重型病人。

　　所以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也应该是草案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早期社会干预的方式，加大国家投入力度，能够减缓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压力问题。

　　记者：也就是说，用法律来确定精神卫生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唐安平：是的。但是我认为以草案来看，它应该在篇幅上占有更多的比重。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预防、治疗和康复相结合的原则，相比于事后的治疗，之前的预防显得更加重要。必须强调的是，解决“被精神病”问题固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精神卫生制度的浅层问题，而非深层问题。对于精神卫生的预防，特别是如何保护精神疾病或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才应成为精神卫生立法最关键也是最基础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目前的态势下，“被精神病”问题似乎主导了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反而屏蔽或弱化了后者。

　　记者：那你认为，草案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唐安平：应该说是引起全社会对精神病的重视。可以说，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是《精神卫生法（草案）》的立法初衷和根本。事实上，生活中对于精神病人有歧视、侮辱，人们不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方式，对于精神病人都是不公平的。而以法律的形式引起社会对精神卫生的重视，这难道不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草案后半部分是关于精神卫生经费和技术上的投入。目前，我国财政经费中并没有明确精神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只是按国民经济增长的水平而定，即使这样，各地政府给付水平不一，且因缺乏强制力，因此精神卫生经费的供求矛盾突出。但我们知道，相当部分的精神病患者都丧失了劳动和工作的能力，但为了稳定病情又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如果国家能够以法律的形式加大对此的投入，对精神病人来说那是他们真正的春天。

　　焦点之纠错

　　当事人有异议可要求鉴定

　　记者：一直以来，对于精神病人的收治，特别是“非自愿入院”医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不同的意见。最大的分歧在哪里？

　　刘峰：之所以会出现不同意见，就在于这种“非自愿入院”涉及到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的剥夺必须是法律规定的。草案中多处内容提及精神病患者享有自愿住院和出院权。精神科医生不能僭越法律，成为决定一个人有无行为能力的主体。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有其特殊性，如果让医生同时肩负着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可能会有失公允。我们呼吁《精神卫生法（草案）》的出台，就在于以此来规范精神病人的诊疗和收治行为，限制权力的过分集中，能够真正来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那么，对于精神病人的诊疗和收治，如何寻求医学和法学上的平衡点？

　　刘峰：我认为必须要划清诊断和收治的权限，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该由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进行诊断；但涉及到是否收治入院，则由法律裁定。比如民政部门或公安机关认为应该要收治，应向法院提起申请，由法院最终来决定是否需要强制入院治疗。

　　换句话说，在行政机关之外应该有第二道保障，那就是司法机关。我觉得要把司法机关引入进来，草案目前为止没有提到人民法院的作用，这是最大的缺陷。

　　记者：可医院认为，这种程序由于周期较长，很可能会耽误病人的最佳治疗时机。

　　刘峰：治疗还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但是否收治应当由第三方决定。因为精神病人虽然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但还是拥有民事行为资格的，我们必须从制度上来保证他们的权利。

　　记者：这次草案中，提出了“自主鉴定”这有别于之前的司法机关的决定方式。但也有人提出，这可能会引起鉴定结果的不客观性。对此，你怎么看？

　　刘峰：这多少有些因噎废食的意味。之前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是司法机关，是一种公权力；而自主鉴定一旦变为现实，实现的则是在司法权力上，公权和私权一种对等。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不在于哪一方申请鉴定而在于鉴定机构的操作是否规范。但遗憾的是，草案中对鉴定机构的规范实在太少，这才是我们应该担忧的。

　　记者：草案中对“非自愿入院”的标准是有“危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的。那么“扰乱公共秩序”的标准又是什么？

　　刘峰：这个标准实在太模糊，自由裁量权太大，存在一定的滥用可能。草案中对精神病收治的条件的规定，以及规定由精神病司法鉴定专家掌握非自愿收治的最后裁决权。这其实等于是说让他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赋予他们的权利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身能够承受的范围。

　　因此，我认为对于“扰乱公共秩序”的界定应该有别于《刑法》和《治安处罚法》中的规定，毕竟这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可以将相应的表现罗列出来，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否则可能成为某些人的工具。

　　记者：你也提到了，立法的最终目的旨在保护精神疾病或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那么除法律之外，还有哪些手段？

　　刘峰：事实上，精神病人并不单纯是个医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草案在立法宗旨、保护对象、诊断治疗、权利救济等方面，作了一些规定。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保障，确保精神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精神病院也不再成为被他人利用的社会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