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哈药污染门事件”后，中国环保的风暴愈演愈烈，作为污染大户的原料药企业华星制药等不断被暴出污染事件，面对自05年以来不断升温的环保风暴，药企采用了“一迁了之”的态度，但搬迁并不能杜绝污染，原料药产业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作为“原料药大国”，我国一些原料药生产企业面临着与哈药总厂同样的困境——一面是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工艺，一面是附加值和利润率都比较低的产品。而由于产品同质化倾向严重，药企通常采用“价格战”方式抢占市场，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而投资解决环境污染，就会更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利润率。同时，低端原料药生产环节本身污染较严重，使得发达国家早已将这些产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2010年开始，环保部颁布了《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新标准中，主要指标均严于美国标准,例如发酵类企业的COD、BOD和总氰化物排放要求与最严格的欧盟标准相接近，环保门槛上调了一倍多。由于原料药是化学药生产中的污染和能耗大户,一直是环保部门重点污染监控的目标。可以明确的，企业若要在环保部颁布了的法制社会下生存，必须达标。但是，若一切符合标准时，企业对利润不满，或者甚至入不敷出，企业就面临调整。

　　然而，中国高环境风险高污染的原料药企业则主要通过搬迁来应对环保风暴。

　　由于各地政府环保监管力度不同，越来越多的原料药企业已经逐步将生产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包括安徽、江西等地的一些厂区，已经成为污染的重灾区。例如，联邦制药和石药集团纷纷将原料药生产企业搬到成都、内蒙古等偏远地区，而新昌地区也对包括新和成药业、京新药业、新昌制药等在内的三家制药企业提出了搬迁要求。

　　很多地方政府考虑到企业纳税，考虑到员工稳定，对于环保管理往往流于表面，这也造成很多企业有恃无恐，这个地方不让我排,我换个地方继续排放。低端原料药利润微薄，但企业升级能力有限，不得不继续在低端市场竞争。

　　或者，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做原料药的高端产品，高利润率，会诱使企业心甘情愿为环保事业付出代价。

　　原料药处于制药产业链的末端,附加值较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往往治理难度大且处理成本高昂。这也是为什么跨国药企纷纷将原料药生产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许多药企已经不在欧洲本地设厂生产化学原料药，尤其是青霉素工业盐类等大宗原料药。

　　针对同样的发展环境，印度对事情的处理就好于中国。曾几何时，印度是仅此于中国的原料药生产国之一。然而印度经过几年的研发，产业转型为原料药制剂，逐渐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也逐渐摆脱了环保压力。目前印度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原料药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0年中国对印度出口原料药总额达29.22亿美元，比美国高4.46%。但在数量上印度仍低于美国，这意味着出口印度的单价较美国更高。印度乐于出高价，意味着其下游制剂产业已经完成布局，正在快速发展。而中国还在低端的原料药领域徘徊。

　　“原料药和化学药品制剂是化学制药工业的两大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医药企业有4,000多家，上述两大板块的总产量约193.5万吨，2009年医药工业总产值达1.04万亿元。截至2010年，我国原料药达到1,500多种，占全球的1/5，其中抗感染药高达近300种，这里面也包含了抗生素。2010年1-5月，化学制药工业实现利润227亿元，利润率超过10%，占全行业50 %，同比增长36.5%；实现出口交货值240亿元，占全行业50%，同比增长28%，其中原料药出口同比增长27%。

　　“哈药事件”后，“前门制药治病，后门排污致病”成为坊间对违规排污药企的调侃。一方面，生物产业已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制定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发展多项创新型药物品种，制药产业也被多个省份列为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博弈论中“道德风险”的幽灵漂浮在制药产业的上空，药企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以及监管者的信息不对称，仍是制约药企排污达标的体制性因素。

　　医药行业产品升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金，并且具有一定风险性。在国家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摒弃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要求下，我国原料药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显得尤为重要。但业内人士认为，原料药产业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与国际一些大型制药企业相比，我国医药企业基础弱、底子薄，很多生产工艺和技术是从西方引进的，尤其在研发能力方面实力较弱，这导致我国医药企业药物创新能力不强。

　　从目前情况看，原料药生产企业想要发展必须从自身出发，升级目前的产业格局，从单纯生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原料药粗加工转向生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制剂产品；原料药企业要打破“小、散、乱、差”的格局，强强联合，不仅使我国成为全球原料药生产大国，更要成为全球药剂生产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