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医改存在着目标和路径混淆、医疗经济问题凌驾于医改总体目标之上的倾向，造成医改在顶层制度设计时，纠缠于经济问题，在垄断和竞争之间争论不休，从而影响了医改的推进。

　　不应以经济价值替代医改目标

　　医改的目标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医疗质量。但是何谓高质量的医疗，则是个问题。如何不断和持续提高医疗质量，更是一个问题，这涉及评价指标的设定问题。

　　这里不妨以患者生存年限为内容讨论这个问题。医疗质量用Q表示，生存年限用L表示，支持生存年限的经济投入用E表示，则医疗质量用数学公式表示就是：Q＝L/E。提高医疗质量至少有两条路径，第一是：当L一定的前提下，E越小，则Q值越大，医疗质量越高，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减法，减少经济投入提高医疗质量；第二是：当E一定的前提下，L值越大，则Q值越大，医疗质量越高。对L大小的影响，完全属于医疗问题，E则属于与医疗相关的经济问题。从微观和宏观的医疗实际情景来讲，评价医术高低、质量好坏通常会优先选择L值来评价，但是客观全面的评价医疗质量，则必须要将L和E两个方面综合分析，以求得在E和L之间的平衡，达到Q值最大化。

　　提高Q值是医改的总体目标且是唯一目标。单纯过度强调E或L都会造成路径迷失、方向迷失和目标迷失。E值的变化仅仅是其中的一条实现路径。如果仅仅从E值变化，以经济价值替代医改的总体目标，来达到提高Q值的目的，医改的路径将越走越窄，而成为一条死胡同。

　　目标价值的优先性与路径价值的从属性

　　医方和患方两方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个基本价值取向应该是医方的价值需求和患方的价值需求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任何一方的价值需求都不应被忽略、伤害和蔑视。在纯粹的医疗需求上，医方和患方具有价值取向一致的特征，也就是在L值上，医方和患方具有相同的取向。但是在医疗衍生的经济方面，医方和患方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患方追求经济成本最小化，医方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

　　降低医疗经济成本，提高医疗质量，这是经济学的经济价值。但是西方经济学所追求或承诺的终极价值是其文化价值，也就是理性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文化信念和价值。在这个信念之下，医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合理的，故医方心安理得地借助其医疗的权威性以及因此形成的垄断性，攫取、获得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西方经济学主导的医疗卫生改革造成的现实情景是：其文化价值在实际生活中的导向和承诺;吞噬;、湮灭了经济学在理论上的价值取向和承诺。

　　经济学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两者不能混淆。在将经济学引入医疗领域的过程中，论者常常对其;让消费者获得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价值，欣然向往之；而对其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文化价值忽略不计。然而，经济学的经济价值要服从和服务于其文化价值。当大讲特讲经济价值却有意无意忽略其文化价值时，我们的社会就会;走火入魔;：以经济价值绑架医疗价值或社会价值，这应是造成医疗乱象难以纠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无从找到出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医疗问题的中国文化反思

　　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儒学有这样的论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财即经济、经济学。用其解读当代西方经济学，可以表述为：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造成财聚，财聚则社会将失和谐，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更具体的表述是：放任医生或患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导致医患关系失和谐。儒学有关财聚、财散的简单论述，正是现代社会中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对社会秩序影响的另一种阐述。财学，即经济学必须要服从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讲信修睦，而不能凌驾于社会发展目标之上。因明晓利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济学似乎并未独立成系统，使其难以超越和凌驾于社会发展目标之上。

　　儒学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路径，不是经济学的，而是社会学的，是要建立一种开放的社会秩序，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使得贤能之士脱颖而出，达到讲信修睦，社会和谐。将这种思想应用在医疗卫生保健领域，就是要在尊重医疗卫生保健领域特有的垄断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通过医生之间开放秩序，或者说谱系的建立，使得贤能的医生不断脱颖而出，隐恶扬善，最终实现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质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