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身份，流动农民永远的愿望

据某研究集团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的979名16-40岁，农村户口，且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进城务工者的面对面式访问显示：进城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他们当中有72%的人表示愿意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

农民工虽然进了城，却往往聚居在城郊结合部，被相当多的城市人视为城市的“另类”。构建身份同一、权利一致的新市民制度，就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应平等地拥有居住、迁徙、财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失业、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福利和个人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平等地承担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应尽的各方面义务。要建立新市民制度，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我们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构建身份同一的户籍制度。

现行户籍制度是构建新市民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大的制度障碍。其作为城乡之间最强有力的闸门，硬性限制了农民向城市流动，钳制了消费，造就了城市“特权人口”，加深了城乡鸿沟。我们应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的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这样才能消除长期存在的二元体制，确保社会制度公正。

其次，重新定位政府管理思想。我们不能再将农民工视为城市的“过客”，而要做好将他们纳入城市居民的准备；不能再用以往的“劳动力管理模式”，而应向“居民管理模式”转换，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城市的边缘人群。良好的管理秩序只能由有关各方的良好协作产生。一个农民工众多的城市如果希望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必须是在与外来人口的良好协作中才能实现，这种协作的基础是，充分考虑并尊重外来人口的利益要求。

地位平等，流动农民不弃的情怀

首先，解决农民进城就业遭遇的不公，根本是要按照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原则，改变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建立新的城乡关系。要解决农民进城就业中的种种问题，就要按照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原则，推进对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市场是最大的平等派，市场就业意味着公平竞争。流动就业也使隅于村落土地上的农民开扩了眼界，公民意识不断增长。因此，解决流动就业中的种种问题，总的思路，就是推进城乡管理体制的改革，调整城乡关系，给农民以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的国民待遇。

其次，按照市场就业公平竞争、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进行政策清理，制度创新。农民进城就业、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起于群众自发的市场行为，却是我国构造市场机制、经济活跃发展的重大因素，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特殊形式，也是我国进入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为特点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农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取决于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形势的发展，使解决障碍农民进城就业的一系列问题不容拖延。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按照市场经济机会均等、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进行政策清理、制度创新。

政治参与，流动农民在追寻的梦

2004年4月，笔者对湖南省长沙市439户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比例很低，参加过社区选举的只有26人，仅占5.9%；村委会选举是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但农民工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比例也是相当低的，只有99人参加过家乡的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仅占调查对象总数的22.6%。是到城里参加选举？还是到村里参加选举？因不熟悉村里的情况或疲于奔波而放弃了村里的选举权，或因户籍的羁绊无法参与城市社区选举的农民工数以百万计，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呈现松散、无序的状态，众多的农民工游离于民主政治之外。

首先，尽快建立、完善有关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政治权利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国家理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予以明确的法律规定。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的分化，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他们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农民工急需以平等的身份，按合法的程序表达其意愿和要求。当农民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城里获取了经济利益，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后，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在城里的政治要求如何得到实现。

其次，尽快建立以城乡居民身份平等为核心的新市民制度，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才可能把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从农村那块古老的土地上分割出来，才可能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民主权利真正得到落实。比如：流动农民中的一些技术与管理人才在城市工作多年，对城市发展很有自己的见解，却苦于没有发言的渠道。他们迫切希望参政议政，实施自己的民主管理权利。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人口能不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急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民主管理，流动农民要当家作主

数以亿计的流动农民的合法权益怎样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关键是要积极推进流动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推进流动农民民主管理基础上的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首先，要提高流动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正视并引导非正式组织在保护流动农民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集体的力量，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党组织、工会等正式组织应当加大在用人单位，特别是私营、“三资”企业里建立基层组织的力度，将农民工吸纳为组织成员，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树立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不断增强农民工的民主管理能力。也可以在农民工集中的地方成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如“农民工协会”、“老乡会”、“管理委员会”等，按照其功能和活动方式，可以分为生产经营型、生活友谊型和秘密社会型非正式组织。政府应当正视其存在，并引导其正面积极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