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人们还不怎么将世界连成一片去思考问题，容易将自己所在的时空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1986年，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企业家”这个概念普遍懵懂与疑惑——何谓“企业家”？人们只知道“厂长经理”；1986年，联想成立两年，如今被视为中国企业界“教父级”人物的柳传志带领一小群科研所知识分子开始与商业生涩地对话与触摸。

　　可是关于中国人的商业与创业，还有另一个1986，另一个二十年。

　　那就是，当一小撮中国人以本土创业的方式开始构筑自己的商业世界，那些改革开放后第一拨远赴重洋的中国留学生从一个摒弃与压抑商业多年的国度一头扎入其商业体系业已相对完善与成熟的社会，经过头几年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有的人在异国找到、掌握了在当地创建商业的切入点与路径。

　　这期封面故事要向你讲述的朱敏和他创立的网讯，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代表。1986年，是朱敏萌生在硅谷创业念头的年份。

　　不用说，这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中国人创立企业的领域与方式，和早年的海外华商已有了质上的飞跃与区别；不用说，这批中国人以及他们创立的企业集中在——美国硅谷。

　　在整个八九十年代，那是一个和中国本土截然不同的商业世界，从语言到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从企业长大的路径到支撑这条路径的社会体系。1940年代出生的朱敏和柳传志同属一代人，却在不同的商业环境下迎击着不同的商业课题。当柳传志尽心竭力地为联想改制设计“拐大弯”的路线时，朱敏最担心的是自己这么一家小公司怎么才能在IBM、微软的巨人身影下近距离存活；当“联想”品牌成为联想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与生命线，朱敏从创业伊始便清楚知道自己办公司的目的是要把它做好然后卖掉——这是绝大多数硅谷公司的路线图；当柳传志和倪光南进行着中国式的、所谓“企业家与技术家”的缠绵博弈，朱敏和其他华裔创始人一样，直接面临着着外族、移民创业家的重重“天花板”：在那个年代，VC肯不肯把钱投给一个中国创业者？公司上市后，董事会是否还有信心、愿意让一个华人继续在董事长或者CEO的位子上呆下去？

　　作为一个36岁才踏入美利坚国土、40岁才萌发创业冲动的创业者，朱敏的挑战不仅来自创业与商业本身，还来自——他是一个受中国文化与教育熏染成长的外来者，一个中国人有没有可能、如何可能带领一个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汇入美国商业主流？他会在这个过程中为企业融入什么亚洲特点、中国元素吗？

　　长期以来，国内商业媒体忽略了对朱敏们的关注与讲述，是因为朱敏与网讯们的故事湮没于硅谷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创业故事中，是因为他们的成长与显著突出需要时间，是因为那个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发生关系。

　　而现在，把他们推向本土读者视野的时点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背景出身的创业者在硅谷创办的企业陆续结出硕果，前所未有，要么上市后企业达到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市值（如陈宏创办的Gric），要么以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世界级公司（邓锋创办的NetScreen在2004年卖出40亿美元，朱敏创办的网讯在2007年以32亿美元卖出），如仅以数值衡量，这些收购案的量级轻易超过联想收购IBM PC部门（17.5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将企业上完市、或者卖掉企业后，这批人开始前前后后地回到中国，以不同的方式与切入点启动他们人生中的第二轮创业。和数年前以张朝阳为代表的海归留学生创业者不同，朱敏、陈宏等人归来时是已经在海外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背后的资源、对本土商业的影响，起码从起点上就比前些年的海归留学生高出许多。

　　去国已久、中国巨变，此番归来，他们势必经历又一次culture shock，他们在中国的再创业，不可能人人一帆风顺、一击而中。

　　不同的是，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已不似20年前那般割裂，两个世界的相互张望、交流与了解更加频繁、深入。无论是工作语言还是思想观念，无论是技术起点还是资本平台，此“世界”与彼“世界”都在日益紧密地结成一片。硅谷的资本、技术与商业模式如水银泄地般铺向以色列、台湾新竹、上海、北京，适逢二三十岁的中国企业正普遍受困于成长的瓶颈中，这两个世界的相遇与连接，会揭开比前二十年更加精彩的篇章。朱敏们的故事，不再徒具遥远的意味。

　　朱敏，59岁，浙江宁波人，36岁之前在中国曾从事的职业包括：农民、建筑工人、乡镇企业厂长、冰箱厂工人，36岁之后在美国做过公寓管理员、园丁、电脑工程师等。1991年在硅谷创建Future Labs公司，5年后以1300万美元出售，之后创建WebEx（美国网讯），2007年被思科以32亿美元溢价收购。

　　跌跌撞撞的起点

　　“创业”的概念开始闯入朱敏脑海是在他到美国后的第三年——1986年，他38岁。

　　朱敏是被“文革”耽误（或者锻炼？）的那一代。1[FS:PAGE]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29岁的他考入浙江大学学拖拉机制造，毕业之后经过短暂工作，他再次考入浙大读硕士，不久后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朱之所以选择斯坦福大学，因为“这是一所从经济管理角度谈工程的大学，很对脾胃。”1984年，有志中年朱敏一头扎入美利坚的怀抱。

　　1986年，朱敏还在斯坦福读书。听说朱敏帮IBM写过程序，一个做ERP产品的公司通过朋友找到朱敏，希望他能协助处理一个技术问题。从来都没听说过“ERP是什么”的朱敏经过一番钻研，居然成了这家公司里的技术权威。但参与这家公司的过程给朱敏最大的收获，不是让他在技术上认识了ERP，而是不久之后，他看到了他前三十多年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企业生命轮回方式——这家叫做AFK的小公司被一家大公司收购。后者是美国ERP市场上近于垄断者的一个角色，不断有员工从它那里跳槽出来，推出功能类似、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这家大公司再把它们悉数收购。

　　这让朱敏心里一动，心想，“我也做一个公司卖给它，不是很好吗？”

　　他观察到当时打印ERP报表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于是咨询了20多家IT公司负责人，如果他能搞出提高这一环节效率的软件对方要不要，得到的答复是5000美元一套也没问题。但是当朱敏立志创业时，他发现硅谷尤其是VC的门对他这样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40岁的中年人是紧闭的。“中国概念”在硅谷受到看重甚至追捧，那是20年后的事情。

　　好不容易，有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台湾商人，闲聊中对方对大陆农村的不屑伤及朱敏的自尊，融资告吹，他的第一次创业尝试无疾而终。

　　之后，朱敏参与创办了一个做工业系统控制软件的公司。在这里，朱敏结识了他后来创业生涯中第一个“亲密”搭档——一位新加坡人，惠普驻远东地区前高管，在亚裔商圈中名气很大，此人当时是这家软件公司的合伙人。

　　离开这家公司后，朱敏开始思考企业级的网络互动，将其称为“白领工人的流水线”，目标是提高商业社区内实时的共享与协作。他把儿子和女儿动员起来在家里做了一个小局域网，尝试搞出一个样本：两台电脑可以共同修改一个圆，他将之称为“多点式资料协同处理软件”。样本成型之后接下来的路却不知如何走下去，他所熟悉的圈子中并没有合适的创业伙伴，于是拉那个新加坡人入伙。他们跑到新加坡找到两个朋友拉到7万美元，合伙人出资6万，朱敏也投入少量资金。两次融资都需要回到新加坡，说明合伙人在美国并没有丰厚的资源，但这一点最初并没有引起朱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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