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成都居民唐福珍自焚一案，争议多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的修订或废止问题，终于提上了日程。这或许将成为继孙志刚案之后，因公民之死而导致不合理的法规得到修正的第二例。作为当年因孙志刚案而向全国人大提起建议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的当事人之一，我不禁感慨万千。

　　自2003年我和许志永、滕彪向全国人大建议审查《收容遣送办法》以后，不少热心朋友曾通过电邮或书信方式和我们联系，其中多有讨论《拆迁条例》的。据我所知，最迟在2004年，已经有人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审查《拆迁条例》的建议书，但未见全国人大回应。那位朋友曾将建议书惠寄给我一份，可惜由于我的电脑崩溃过，已经找不出他的姓名。自2004年至今，又过去了五年，究竟还有多少人建议审查《拆迁条例》，只有全国人大知道；而究竟有多少房屋在《拆迁条例》的合法掩护下化为尘土，只有天知道了。

　　自唐福珍案发生，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不但有北大五教授联名建议审查《拆迁条例》，并且国务院的态度也明朗起来，开始积极推动修订《拆迁条例》。死者已逝，若能将无辜的房屋从推土机的威胁下解救出来，既是当政者之功德，也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综观整个事件的发展，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拜读了多位学者关于《拆迁条例》的讨论之后，我觉得仍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拆迁条例》这一法律形式的合法性尚未受到质疑。对于《拆迁条例》在内容上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北大五教授的建议书中有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已无须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在没有《不动产征收法》之前，以国务院条例来规定拆迁问题，本身就是违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