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最近几年一直都存在着局部的“民工荒”，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就业搜寻”的过程，来消除供需上的信息不对称，而从2007年以来“民工荒”不断严重，已经变成了某种趋势性的力量。很多狭隘的自由经济主义者认为这种“缺口”是政府的民生政策导致的，例如农业税免除、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及最低工资的不断上调，他们认为政府之手带来的福利主义倾向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娇惯”了民工，引发了资源错配。所以，现在对“民工荒”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非常冷酷的：即“新生代”民工（80后或者90后）非常骄纵、喜欢攀比、不老实干活。于是，这种野蛮的思想暗示了一种调整，即政府需要反向剥夺来降低民工劳动力队伍的“机会选择”。

　　实际上，“娇惯论”至少无法说明2003年-2007年的“民工荒”多次“愈合”的经历，2003年中国免除了农业税，并不断降低民工的流动成本，这些改善民工基本福利和自由的做法相反鼓励了民工涌入城市。另外中国的最低工资在大部分时候都在实际工资线以下，最低工资并没有干扰劳动力市场。

　　对“民工荒”的另外一些解释，例如“教育荒”（民工技术含量低下）或者“权益荒”（对农村户籍的歧视）都包含了一些道理，但是却不尽然，因为在不存在“民工荒”的时候也会有““教育荒”和“权益荒”。以“教育荒”而言，它处于动态的增进过程，从中国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飞速进步可以看出来，这种改善相当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