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步鑫生,浙江海盐人,1934年1月出生,著名改革先行者。1981年出任浙江省海盐衬衫总厂厂长,率先打破“大锅饭”,进行全面改革,企业飞速发展,一年后成为全省行业领头羊。1984年春天,全国掀起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热潮,推动了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1月,步鑫生被免职。之后,他离开海盐,到北京、辽宁盘锦、河北秦皇岛等地创业,2001年起定居上海。
主持人:本报记者 徐恒杰
嘉宾:改革先行者 步鑫生
步鑫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先行者而名闻全国的新闻人物,他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企业里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办法,在使一个地方小厂的衬衫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同时,为城市改革起步发挥了强烈的示范带动作用。
步鑫生的改革实绩,曾经是无数企业经营者的一堂生动的市场经济启蒙课。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当年步鑫生的一套“厂长哲学”,仍然可以体会到其中充满着改革的激情,应和着市场的需要:办厂方针是“生产上抓紧,管理上从严,经营上搞活,生活上关心”,经营战略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5周年之际,我们最近邀请到这位当年的改革先行者,如今已届80岁的长者步鑫生先生走进《对话》栏目,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和诠释。
受农村承包责任制成功的启发开始在工厂推行责任制
主持人: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对话》,作为主持人我首先要表达我本人,以及我的许多同仁对您这个改革先行者的深深敬意!您当年在海盐衬衫总厂向旧的经济体制“宣战”,开始大刀阔斧改革之前,率先从农村开始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普遍取得很明显的成效。有报道说,您推行的改革措施是受农村这一转变的启发而开始的。是这样吗?
嘉宾:海盐衬衫总厂前身是红星服装厂,是服装加工企业。由于没有自销品牌产品,企业发展很慢。后来,通过一家社队企业的关系与上海卢湾区一家衣帽公司接洽上关系,为对方批量加工服装。为了促进生产发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任车间主任时就提出过奖励工资等建议,未能实施。当我接手厂长时,企业有300多职工,却状况不佳,老工人的退休金也无处可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必须进行改革,首先就是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当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已经见到很好的成效,我参考其中的做法,在工厂里实行工人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
其次是抓质量,“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三是规定请病假一般不发工资,若真生病要由我来决定是否补贴。当时,“泡病号”在企业中很流行,即使在企业生产最繁忙的季节,出勤率也只有80%,而真正生病的不到“泡病假”的三分之一。我当时的做法就是要治一治这种“流行病”。其他的办法还有每年要开订货会、打响“唐人”、“双燕”、“三毛”三大衬衫品牌等措施。因为“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倒台!”正是在改革的潮流推动下,当时地处偏僻一隅、名不见经传的海盐衬衫总厂成了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明星之一。
主持人: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改革,现在看好像利弊得失分明,但我想在当时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争议的,作为你自己来说,有没有犹豫?
嘉宾:争议当然多,我步鑫生开除了三四个工人,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是我认为这几个捣乱生产秩序的人只占全体员工的2%,为了98%的人的利益,我才这样做,是对企业发展有利。你只要想,当时我这个厂穷得只有几台老爷设备,没有厂房没有劳保福利,也没有工会,没有人来管,没有人说不好。后来,企业发展了,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来了。像我1982年改劳保福利,我们县里一位副书记写了个条子托人给我,我一看,他说“劳保福利、固定工资都是国家红头文件规定的,要改回去”。我当场把条子给撕掉了。我说,什么改回去?工资发不出你来发?所以我这个人的性格呢,不惟上,不惟书,只认理,你要是跟我拍桌子,我就是不买你的账!
继承百年步家裁缝店与走过30多年改革发展史
主持人:自您成为改革先行者之后,浙江海盐的知名度应该是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我前一段时间就曾慕名到海盐调研。当时,听目前很著名的一个文溪坞村的老村长介绍,您的老家就在离他们不远的一个村子。请您介绍一点家乡村庄以及如何到城镇创业的情况好吗?
嘉宾:我的老家在海盐县澉浦镇附近的农村,距离文溪坞不远。自我爷爷到县城做裁缝开始,我们家在县城一百多年了。我的母亲与毛泽东同岁,今年也是诞辰120周年了。步家是裁缝世家,我从小就学裁缝。我9岁时父亲去世,当时我大哥16岁,二哥15岁,一个到上海南京路,一个到上海霞飞路,一个学男式裁缝,一个学女式的。后来,我堂哥接了我父亲的班,我的手艺是跟堂哥学的。我姐姐也是做裁缝的,我表哥也是。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大家走到一起来,步家荣昌裁缝铺也合作化了,我成为武原缝纫合作社主任。在1978年之前,海盐县城人对我的印象还是那有名的步家裁缝店的后人和总是带给人们惊喜的好手艺。
主持人:据我们了解,您是1983年开始受到媒体关注的,一直到1988年因为企业经营情况波动再次受到媒体关注。以后,您虽然离开了海盐,但每当改革发展到一定的历史节点,如20年或者30年,你都会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大半辈子几乎都在媒体的关注下,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成败得失以及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嘉宾:媒体对我的关注应该说在1983年之前就有了。1957年,我23岁时担任武原缝纫合作社主任时,因出席全省优秀劳动知识青年代表会议被浙江日报报道了。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2009年5月我到浙江日报社参加活动,社长高海浩把当年报道我的报纸复印件作为礼品送给我。
在80年代,我搞企业、搞创新、破除一些旧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出名和受媒体关注。那个年代的厂长都很卖力,不光我这个厂长,都拼命在干,但为什么干不好呢?真正原因在于体制。因为我从小是做裁缝的,爱好这一行,我想行行出状元,干一行就要爱一行、钻一行,必须要做好,做好就得打破那些条条框框。所以是时代选择了我,同样媒体也选择了我。在1988年,我被免职后离开海盐到北方创业了,但我个人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政企不分的旧体制。比如,西装生产线的上马和下马有许多人为因素,我步鑫生问心无愧。我晓得市场经济往往危机过后就是机遇。所以改革者,只要你无私无畏,问心无愧,什么都不用怕。再说,成败不是在于媒体,一些缺乏新闻道德的记者属于个别现象。
“改革未有穷期,创新正当其时”
主持人:最近一些年,您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一次部署全局性的改革,您是否关注了?对其中涉及农村改革发展的内容您有怎样的看法?
嘉宾:最近一些年,我主要是在休养。2001年,我因病出院后就结束“北漂”退出商界,定居上海,闲时看看历史书,练练书法,最爱写“龙”字和“寿”字。这些年,海盐县里的领导和县史志办和县档案局等部门,以及赵荣华、张新祥等一批朋友对我也很关心;今年8月,位于海盐的“步鑫生改革精神陈列馆”又成为“嘉兴市党史教育基地”,我回家乡的次数多了起来。但我年事已高,听力不太好,与外界交往有诸多不便,海盐县史志办原副主任林坚强同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的代言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坚持了改革精神,是非常好的文件。但一些关键性改革,可能还不到时候。比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难以一步到位。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搞得太急了,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几十年了要纠正起来并非易事。所谓“改革未有穷期,创新正当其时”。这是我在今年3月参加一个关于改革话题的聚会时写的一幅书法作品的内容,正体现了我对国家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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