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
人民网记者盛卉摄
　　人民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盛卉）“提到农民工千篇一律都说‘素质低’，这是一个严重的‘污名化’。说你素质低，并不仅指某一方面不行，而是说你什么都不行，把你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

　　“企业目前还没有把农民工看作可供开发的人力资源，只是当作配合机器运作的必要人员而已。新生代农民工除了收入之外，更看重的是个人发展的空间。”

　　“农民工依然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虽然有了全国农民工代表，但我们真实的声音和诉求依然难以常态理性地听到，这里需要从制度变革的方面需求机制的突破。”

　　农民工问题时常触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农民工本身在自己的问题上却鲜有发言权。上述发言正是来是来自农民工代表。

　　今天上午，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上，五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农民工代表走上了国家级社科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国社科院，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新生代农民工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他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辛酸苦辣、所思所想。他们中间有的人慷慨陈词，有的人因第一次走进高等学府，在专家学者面前发言稍显紧张。

　　“我今天的发言是我在来北京的火车上写的，可能有点烂……”来自浙江的安徽籍农民工代表、打工文学作家李明亮刚走上讲台时说。

“也许你们城里人看着赵本山的节目觉得很好笑，可我看着有时候有点不舒服，我们并不都是那样的。”来自湖南的农民工代表赵枫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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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青年农民工用真实的故事、透彻的思考、不屈服于命运的奋斗精神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从劳动就业、居住环境、城市排斥、社会保障、精神文化、自主创业等不同方面，以个案解剖、人生经历、古今对比等多种方式，表达了对青年农民工融入问题的看法。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被尊重寻求在城市的发展空间
农民工代表赵枫生发言。人民网记者盛卉摄

　　赵枫生，湖南永州人，2007年来北京，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给小区送过酒、送过水。2009年召集来自22个省、52名农民共同联名向民政部递交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申请，成立枫生农民研究所。2010年1月，他创办“农民中国”（www.nmzg.org）网，没有专门经费支持，完全靠自己的经历和热情维持运行。

　　赵枫生认为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状态面临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首先是住宿差。他曾在北京海淀区，“12平方米的房间里4个高低床8个床位住了9个人”。第二是营养不良。干得是重体力活，吃得却是馒头白菜咸菜。“做过服务员的可能都比较清楚，服务员偷吃剩菜是比较普遍的事情。”第三是业余文化生活单调。除了睡觉，就是偶尔去网吧打游戏。第四是心理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

　　“农民工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而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它延续的依然是身份和歧视的人群等级标签。”赵枫生还谈到了他对“农民工”这个词的理解，农民工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是农民身份等级标签的延续，不管你是干服务员、保安、保姆，小摊贩，建筑、销售，都是一个相互补充的称呼。农民工具体个人的边界在模糊，但农民工的底层本质没有改变。“农民工二代”的出现，更在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固化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