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人类已经半个多世纪的肉类食品中的抗生素和激素残余污染问题，尽管已引起很多人的警觉和不安，但人 们一直未能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对牲畜使用各种化学药物对养殖者来说最大的动机是使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首先是北美、欧洲的养殖者发现，对饲养的牲畜使用抗生素、生长激素和其他一些甾类激素(统称牲畜饲料添加剂)可以提高牲畜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牲畜出栏率和各种肉类产品的产量，因而各种添加剂开始广泛使用，并推广至全球。美国曾经有12%的肉牛58%的犊牛、23%的猪和20%的禽类检出残留各种抗生素。日本曾有60%的牛肉、93%的猪肉被检出残留各种抗生素。

　　当人们吃进动物食品时，各种添加剂必然在人体内畜积，然后导致各种危害，主要是药物的不良反应、过敏反应、变态反应、细菌耐药、菌群失调，更为严重的是致畸、致癌、致基因变突和遗传损害。

　　比如生长激素、雌激素可造成儿童性早熟，男性女性化;青霉素、链霉素会引起过敏性休克和严重皮炎、肾和听力害;驱肠虫药丙硫米唑能导致贫血、睾丸萎缩和骨细胞减少;抗原虫药三甲硝咪唑、洛硝哒唑和甲硝哒唑都有致癌、致基因突变作用;甾类药如己稀雌酚和雌二醇等也具有致癌性。

　　而牲畜使用添加剂对人类和社会更为严重和广泛的危害是环境污染。美国微生物学家鲁斯特姆。阿米诺夫等人发现，土壤和农田地下水中的细菌从来自猪的肠道菌那里获得了耐受四素的耐药基因。这些耐药基因已发生转移，可以长期存在于土壤和水生细菌中，而且可能传播到环境中危险性极大、毒性极强的细菌身上。如果人饮用这样的水，这些耐药细菌可以传播给人。

　　人类对自己的食物污染问题并非束手无策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例如，从1969年开始，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就开始制定各种动物性食品中抗生素的最大残余标准。到1991年，就有32个国家和地区对42 7种农药在食品中的残余量制定了标准。除了行政手段，还有经济手段，各国的绿色壁垒就是其中的一种。

　　虽然这些措施对牲畜添加剂使用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并未做到彻底终止。其原因在于，还没有从生产者和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获得驱动力。而近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报告为彻底解决牲畜养殖中使用添加剂问题带来了希望，这次是以利益驱动为手段。

　　丹麦是一个养殖业大国，它是最先向使用牲畜添加剂说“不”的国家，并在1998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的国家。

　　除了禁令，市场机制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由于担心肉类食品中的添加剂，消费者越来越少地购买肉类食品，得养殖业处于低迷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行业协会对牲畜饲养的添加剂采取了逐步减少，最终放弃的做法，以减少养殖者的经济 损失。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组对丹麦的这种做法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逐步停用抗生素后，丹麦养猪农民的年度净亏损仅为1 %，而少用抗生素后，家禽业养殖者的亏损还不到1 %。原因在于，当消费者对动物食品恢复信心后，对肉类的需求慢慢增加了，农民因减少使用添加剂的损失也就逐步得到弥补。

　　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所以，人类社会完全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减少和最终终结牲畜的添加剂，做到既不损害养殖者和动物的利益，又可以减少对公众健康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