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十二五规划体现出一个政策思想的变化，就是告别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百年激进。激进的思想体系和中国快速的产业资本扩张是吻合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之所以说是告别百年激进，是看到两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一，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所作的，不外乎是产业资本从形成到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经济学者林毅夫在1999年就提出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不仅上世末我们就已经告别短缺进入产业过剩，而且新世纪的十年是金融资本在产业过剩条件下只能异化于产业并走向金融相对过剩的十年。也许是在新世纪这第一个十年感受了过剩阶段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痛苦和海外困局之后，才有了与时俱进走向创新性国家的新认识。

　　形成这个历史阶段变化的判断，是在十二五有关讨论中提出的：中国在经济基础方面遭遇三大资本同步过剩——从上世纪末的产业资本过剩进入到新世纪初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剩。现在的投资环境之所以劣化，主要在于大量的金融资本难以投入到愈益过剩的实物经济领域，只要是实物经济领域没有投资机会就一定会导致金融资本追求投机收益而异化于实物经济。

　　但金融资本过剩仍有另外的作用。实际上任何现代政府都是不断制造负债的，但同时，政府也在每日每时增发货币扩张金融信用，只要不诱发严重通胀的货币总量扩张就能够缩小债务压力，因此，把握货币主权确是弱化政府债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自二战以后世界上的所有的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资本极度稀缺，因此任何政府只要工业化就都实质性地具有政策体系的亲资本内涵，我国也不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内涵性地亲资本，直到1999年中央在十五规划讨论中提出以人为本，表明告别亲资本的政策体系的开始，接着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开始转向亲民生，此后多是亲贫困、亲环境的政策，因此现在叫民生新政。既然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亲资本政策，那我们就还得有至少二三十年的亲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战略，因而，这些民生新政不能再激进。

　　第二，中国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此后所发生的复杂矛盾具有典型的小资人群特性；而使小资产阶级弱化矛盾的则是大众民主。以前，因为小有产阶级非常弱小无法抵抗外部风险，当然会拥护一个集中的政权代表。因此，激进者们如果不支持新农村建设，不仅是经济上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集中体制最主要的社会基础。可见，在农村领域的研究中，任何激进都可能是对现行体制的根本挑战。执政党若想维持集中体制，就得保护农民小有产者的稳定，不能打掉农民得以通过村社均分土地的财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