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瀞漪：马上就来看一下，今天中国公布的6月份还有上半年的经济数据，6月份的CPI同比增速2.9%，至于上半年的GDP同比增长11.1%。从数据看起来，经济增长呈现的是减速趋势，但是通胀压力已经有所减缓了。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0.3%，这比一季度回落1.6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明显放慢。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9%，上半年增长2.6%，都低于政府设定3%的通胀目标。6月的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增长6.4%，上半年增长6%，两大衡量通胀的指标，CPI还有PPI增速都出现了回落，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是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只有13.7%，这比五月份大幅度缩减了2.8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减速趋势明显。

　　整个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6%，在消费方面6月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3%，增速低于5月份的18.7%，今年上半年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8.2%，1到6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还是有25.5%，这也比1到5月份小幅度回落。

　　在上半年数据公布之后，还要关注近日越来越严重的南方洪涝灾害，像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就要求最大程度减轻洪涝灾害的损失，民政部就说中国的洪涝灾害已经导致了30万公顷农作物绝收。有专家就表示，可能会推高这些粮食的价格，但是国家粮食局已经采取措施，稳定这些价格了。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表示，4月来房地产调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看到，也就是还没有显现。下半年中央还是会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宽松的货币政策。

　　盛来运(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预见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曾瀞漪：盛来运说，CPI的增长当中有超过一半受去年涨价的翘尾影响，今年的新涨价因素只有1.2%，显示了价格稳定温和，回应了外界的通胀忧虑。还有一度疯狂上涨的房地产行业，上半年投资增长仍然是比较快，高达了38%。盛来运说，对房地产的调控带给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显现。相关消息马上连线的是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马骏你好。我们想请教的是，上半年主要的经济数据，现在都已经出来了，从这个数据看起来，究竟显示的目前中国经济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马骏(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总体来看，处于一个同比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当中，如果看大部分的经济数据，包括GDP、投资、消费、工业生产等等，它们的同比增长都在往下走。今天出的数据里面，下行的比较快的主要是工业增长，工业生产增长现在是13%点几，比原来市场预期15点几还要低，就不光是在减速，而且减速的速度比市场想像的还要快一些。另外跟工业相关的就是电力的生产量下降的，就是减速的程度也很明显，已经从将近18、19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降到接近10这么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曾瀞漪：是，目前我们看到经济的增速是真的已经开始放缓了，那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哪些应对措施吗？

　　马骏：我想下半年是一个挺微妙的阶段，有些人已经开始说，经济面临下行风险，政策应该开始紧缩。我个人认为，至少在三季度还没有明显的下行空间，三季度我们估计GDP可能会降到接近9%或者稍稍低于9%，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可持续的速度。四季度可能会降到比8稍微高一点点。那个时候再去讨论无是不是要放松政策，是不是应该再搞一轮刺激政策，我觉得那时候还比较合适，如果现在过早的放松，尤其是地产和融资平台这一块，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的宏观上面的成本，比如说如果在地产调控方面，发生的过早的话，又会导致一轮V型的反弹，以后的成本来得更大。

　　曾瀞漪：是，那未来对于中国的长远经济发展健康而稳定的话，从明年开始就要展开的十二五规划，你觉得应该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比较有良好的帮助，应该怎么样来做呢，你有什么建议？

　　马骏：十二五，我想总体上来讲，是应该聚焦在结构调整，刚才讲的那些都是短期的，周期波动的问题，结构调整主要一个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过去十年，花了很多力气，但是效果不大。现在因为有民意的支持，我觉得几个方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推动力度。比如说国企的红利的分配，这一块的比重应该大幅度上升，另外国资委拥有的非常大的国有资产这一块，应该拿出一部分来，分配到社保体系当中，这样才能增加养老金的支出的标准，并且把很多空账能够做实。

　　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应该花比较大的力气去推动创新，中国今后五年到十年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重蹈拉丁美洲的那种陷井，所谓拉美陷井就是指人均收入过了五千美元以后，有些国家，尤其拉美这些国家它就不增长了，这是过去三十年的一个经验，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创新。相对来讲，你如果看韩国的经验的话，因为韩国三十年以前，人均的专利拥有量就是全世界的十四倍，所以韩国能够在人均收入超过五千块以后，还继续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三十年之后，它收入增长达到三倍到四倍，这样的一个高度，也就是说中国到底在金融实践当中，是走韩国之路，还是拉美之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创新的能力，这一点我想在十二五规划当中，应该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