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市位于湖南省东部，素有中国“陶瓷名城”和“花炮之都”美称。全市辖26个乡镇、4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和2个区（经济开发区和长庆示范区），总人口104万，其中农业人口85万，总面积2157平方公里，耕地52.2万亩，其中水田50.9万亩。 醴陵市双季稻种植已近千年，是长江流域第一个双季稻成建制亩产过吨粮的县（市），是全国产粮大县、全省唯一的国家粮食生产储备基地县、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县（市）。2009-2012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醴陵的双季稻生产在全省全国都有一定的地位。近几年来，醴陵的粮食生产在取得这些辉煌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隐患，而且这种隐患在逐步的加大和延伸，如“双改单”面积在一些乡镇逐年增加，季节性撂荒时有发生，农民种田管理粗放，造成产量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对我市的粮食稳产、增产，保持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种田的比较效益低，农民觉得种田划不来。而作为政府部门，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一直在想方设法发展双季稻生产，制止耕地“双改单”，并把粮食生产作为政治任务来抓，但普通农民不会站在这种角度来考虑，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能提高自己的收入，做什么事更有效益，就会去做什么。而政府也不能对农民采取强硬措施是强迫农民种植双季稻。那么，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认为加快细化农村劳动力大分工，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一、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三次社会化大分工，这三次社会化大分工都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都是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发展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三次社会化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原始社会晚期因为生产力发展使农业从社会其余野蛮民族中分离出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带来了很多变化，由于各部落的产品不尽相同，从而为经常性交换创造了条件；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指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离。随着铜器、青铜器和铁器的应用，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和伐林垦荒。农业在规模上的扩大，导致了经营种类的增多。第二次大分工使得手工业最后从农业活动中分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还促进了城市的出现，手工业和农业的相分离，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当商品交换由偶然性发展为经常性时，便在适于货物集散和商品交换的地方出现固定的交易场所—集市。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交换地域的进一步扩大，集市就可能演变为城市；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商人阶层的产生。产品交换很早就发生了，至少不晚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但是只有在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交换才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交换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使商品生产出现并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交换规模扩大，品种增多，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越来越不便利，于是专事交换的中间人，商人应运而生。不间断的交换活动使部分脱离生产的商人得以为生。

二、当前的这种以家庭作坊式生产为主的粮食生产模式已不适应我市粮食生产发展，须进一步的细化农村劳动力的分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承包形式上有两种：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而农村改革的起点正是包产到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爆发，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奇迹般的解决了困扰中国上千年的吃饭问题。其实这也正是一次社会化分工的具体体现，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使得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效率显著提高。以前一起搞生产时，“双抢”要一个月的时间，分田到户后只要十天左右即可完成。二是管理水平显著提高，精耕细作使得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三是农民的投入加大。四是新技术新品种得到更广泛的推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农民所收获的粮食交了国家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成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的坚实后盾。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的面貌现也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经济水平、农民的收入也已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也得到极大的提升。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央政府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各种惠农政策不断出台，特别是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意味着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农民告别了种田交粮的历史，从2006年开始，中国农民不但不再需要交粮，每亩稻田每年还能获得国家财政惠粮补贴100多元，这种惠农补贴金额每年还不断在增加。我市今年种植双季稻的农民每亩可以享受国家惠粮补贴资金140多元。

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增多了，可是农民却越来越不愿意种田了，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只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种田的相对效益下降，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种田成本的上升。种子、农药、肥料的价格逐年上升，以肥料为例，85年时尿素的价格为540元/吨，今年最高达到了2900元/吨，价格上涨了5-6倍；二是工价的提高。八十年代农民给别人打一天工，大概只能获得2-3元的工钱，而现在一般一天都有100元左右，工价提高了几十倍；三是粮食价格涨幅相对不多。由于粮食价格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较大，粮食价格的上涨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上涨的幅度相对较低。这几方面的因素使得整个种粮效益相对下降，而农民进城务工能够获得比种田更好的经济效益，使得大量的农民也进城务工，人数也越来越多，而年轻人更是纷纷往沿海城市寻找工作，在家种田被看成了没有出息的体现，有人形容中国农村是“386071”部队，意思是留在农村种田的大部分是妇女、老人和儿童，精壮劳力都进城务工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导致了现阶段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的不足，导致了耕地抛荒和稻田“双改单”的出现。以我老家所在的组为例，全组共有200多亩的水田面积，07年基本全部是种植双季稻，09年有120亩左右的稻田种植双季稻，到今年基本就看不到双季稻了。

二是种粮相对效益较低与种粮的劳动生产效率低有很大的关系。劳动生产率高,效益就会高,劳动生产率低,效益也肯定会低,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仍以家庭为单位搞粮食生产效益肯定相对较低。

三、通过细化农村劳动力分工，能有效解决种粮效益低的问题，从而发展我市的粮食生产。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细化农村劳动力的分工：一是加快土地流转，培育专业的种粮大户。通过把那些进厂进城务工的农民的耕地流转过来，让专业的种粮大户来种植，达到降低成本，形成规模效益。以当前的劳动力成本和农资价格计算，我市农民种植一亩田双季稻只能获得750元左右的收入（成本包括：耕田250元、插秧250元、收割250、肥料200元、种子100元、农药200元，合计1250元左右，如果以收割2000斤稻谷计算大概是2500元左右，纯收入750元左右），这750元也就是折合8天左右的工钱，这其中还包含了农民的自己所化的工时没计算成本，而花在种植这一亩田的工时大概需要10天左右。种粮大户以种植200亩双季稻为例，每亩能节约基本大概380元（耕田100元、插秧80元、收割100元、肥料20元、种子20元、农药60元），这380元钱可以用解决一亩田雇工的工资（6-7日工资），该大户能获得150000元的收入，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二是扶植和引导成立专业化的组织或公司，比如病虫害统防统治公司、工厂化的育秧公司、机耕机插机收合作社等等；病虫害统防统治公司可以提供准确的病虫害发生发展趋势预报，提供准确的病虫害防治休息，并实现专业化的防治，能有效的较低农药使用成本，提高防治效果，并能实现粮食生产的无公害生产，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工厂化的育秧能保证提供数量充足、素质好的秧苗给农户种植早稻，能推广好的品种，能有效的杜绝早稻直播。机耕机插机收合作社能使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大大的较低劳动强度和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句话是《师说》中的名句，贯通整句意思为：知道道理有先有后，技能学业各有专门研究。用现在的话就是“专业的就是最好的”。通过专业化的分工，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种田效率。三是要创造良好的条件，给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组织或公司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一方面要各级政府积极引导当地农户把耕地流转出来给种粮大户或合作组织，使耕地“流得出”；另一方面要使耕地“流得稳”，不能随便毁约，使种粮大户蒙受不该有的损失；还要采取有效扶植措施激励种粮大户种田的积极性，能使种粮大户“留得住”。综上所述，我认为只有加快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通过细化农民劳动力分工，让少数愿意在粮食生产有所作为的组织和个人成为专业化的种粮组织、公司或种粮大户，科技种粮，科技兴粮，并在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扶植，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市粮食生产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难题，才能稳定和发展我市的粮食生产。(醴陵市农业局 廖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