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丰二十五年-战略策划--中国农资供销网

万丰二十五年

时间：2009-11-09 14:15:06来源：[标签:出处]作者：吴慧

在围绕着万丰模式铺天盖地的争论中，多竖起了民主的旗帜。其实，在公司经营管理中，民主是个伪命题。

　企业不讲民主，只讲权威。权威不代表民意。真正的权威，也就是长期有效的权威，只代表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 文/王育琨

作者简介：王育琨，首钢企业研究所所长

2006年春，一个上世纪80年代后几乎与大邱庄齐名的“南国第一村”(深圳万丰村)以及村支书潘强恩，陷入了舆论的旋涡。当初，潘强恩的名字早已蜚声海内外，万丰模式也成为村办企业的典范。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万丰模式日渐式微，潘强恩家族式管理以及“一言堂”的做法，又让他被冠上“村霸”的恶名。在“能人治村”与“民主政治”孰是孰非的讨论中，我更关注万丰村的商业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在未来的命运。

“三来一补”成就万丰的土地经营模式

　1977~1978年的深圳，每天都有几万偷渡者聚集。消息惊动了军委，惊动了邓小平。邓小平问偷渡过去干什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回答说，是去香港打工挣钱，在那里干一个月的收入等于这边干一年。邓小平说，这不是军队能起作用的地方，这是个体制问题。为什么不让香港人到深圳办公司呢？于是一个大胆的经济特区的构想开始酝酿并很快付诸实施。大政策为香港投资者和深圳农民提供了制度前提。深圳农民开始闯出一条“三来一补”的路子。万丰的机会来了。

　1970年末，万丰还只是一个边陲小村，那时村里的青年男女都在苦练游泳技术，以便偷渡香港。1970年末至1980年初，中国农村开始经历第四次土地变革，万丰村也在1980年将全村的3800亩耕地分田到户。1981年底，万丰村党支部换届，37岁的潘强恩当选支部书记。还在1979年，他就走访香港寻找机会。潘强恩敏锐地意识到，香港加工业向内地转移，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1981年当选支部书记后，他立刻组织把村集体的大片荒坡林地推平后盖上厂房，为港商们建好工业基地。1982年3月，万丰村引进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此后的23年中，145家企业进驻万丰村，10多万名打工者在万丰集结，村民人均年收入从1982年的349元提升到现在的3万多元，增长幅度高达100倍，村集体资产已达20亿元，全村老少2000人，人均拥有100万资产。

　“三来一补”通常的做法是，以外在的产品市场为依托，通过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的要素资源，吸引外来资本进入，完成生产要素的转化使用。参与者进行着有效的分工：由村集体、农户负责厂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工作，由镇村完成土地资源调配、行政管理关系协调，由外来投资者负责资金投入、劳动力组织安排、生产经营与产品市场（加工订单）的组织。初级工业化就是通过这种小规模、技术含量较低的资本投入，与低技能的人力资源、低成本的土地资源相结合而顺利发展。由于这种工业生产对成本敏感，但对生产环境、工业配套能力要求不高，很快形成低成本劳动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宝安地区的全区域普遍性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后，又推动为外来暂住人口提供住房为特点的农村宅基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样，从生产经营角色的分工开始，以土地经营为核心，从土地征用获得建设开发的启动资金，到逐步吸引外部资金进入建设环节，进行工业基础设施配套，形成了“资金－厂房－配套设施－住宅－资金回收”一个循环滚动的资本积累链。

　万丰村快速致富的路途上，潘强恩个人的能力和风格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村落的形态。他有着强烈的创新欲望，在成为万丰村领导核心后，潘强恩创制出“共有制”。据《万丰村史》记载，万丰村民1984年开创了农村“按股分配”的先河，又在1987年以集体贷款建成了人人为股东的“共有制”，万丰村自此走向共同富裕。

　1990年1月28日，“万丰模式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1992年12月25日，“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中国农村及万丰实践研讨会”再度于人民大会堂召开。会前邓小平历史性地接见了潘强恩。在这次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说：“潘强恩同志干得很好，从我的眼光看，至少是很有希望的农民领袖。”潘强恩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明星人物，广东省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商界风云人物，各种头衔纷至沓来。学界则将中国农村发展中的这一模式称为“能人经济”、“强人治村”。

万丰模式离开宝安本土就不灵了

　无论多么风光，强人潘强恩不糊涂。万丰模式的重点还是“筑巢引凤”，靠厂租和房租赚取收入。村里土地有限，这种模式赚钱稳当但是有限。随着地皮的制约，不可能有个持续好看的数字上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潘强恩谋划着如何利用自己与万丰村的品牌向外扩张，以求为万丰村奠定更大发展的基础。

　近10年来，万丰主要的对外投资有：在海南省以4万元一亩的价格购买了200亩地，作商业开发用；在东莞市公明工业园，购买了100亩土地；在东莞清湖，建了一个工业园，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左右；在惠州市有一块地，面积99亩；在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内，有1万平方米工业厂房；在江西兴国县，购买了2000亩土地作农业开发用；在山东聊城市郊，兴建了1.2万平方米的“万丰购物中心”；在云南省正在兴建“万丰边境贸易基地”。这些地块增值潜力看好，但是受当地购买力和商业整体发展的制约，招商经营都遇到了困难。万丰当时集资有点不择手段，用高利率吸纳资金却又无法在短期内变现，由此造成资金链的紧张。

　农民最容易找到“土地为王”的兴奋点。他们有自己的战略眼光。守住土地，就有未来。万丰的现实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可是“土地为王”的投资战略，一旦离开了故土，跨越到商业经营上，万丰模式立刻就运转不灵了。强人习惯于说一不二。错了也不去更改。比如起初说了个“收入三七分成”，以后一直就不去更改。分红是分利润，不是分收入。如果把“利润三七分成”，简化为“收入三七分成”，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随着投资加大，成本上升，造成很大亏损，还要继续执行收入三七分的老章程，难以为继。潘强恩看到了问题，又不愿意跟村民交流，只是简单以一种蛮横姿态说出决定，从2001年开始，暂停向村民派发红利。

“红利风波”的背后

　这个决定，打破了万丰人的宁静生活。万丰村民本来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他们通常在10点钟起床，洗漱一下就去饮早茶，这是个交际的场合，一下子能持续到下午1点多。午饭常常与早茶同进。稍事休息，品一品茶，就到了搓麻将或玩牌的时间，一直到晚上。该有饭局了。其后又是牌局或是其他应酬，再晚一些，比如11点到次日凌晨2点，又到了宵夜时间。深圳土著何以这么悠闲自在？因为他们有祖宗留下来的土地，土地上盖起了楼房，楼房可以出租。万丰村人均可出租楼房就达1500多平方米。这只是集体资产。每家每户都还有握手楼（楼间距很小的10层以下住宅楼），比肩向上蹿升，伸手可触及邻家楼房。这样每年每个家庭搞个三五万元收入比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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