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丰碑-村官事迹--中国农资供销网

大地丰碑

时间：2009-10-29 13:50:48来源：[标签:出处]作者：孟丽

那年，刘庄的花房里，史来贺正在帮花工侍弄君子兰，忽听有人直通通地问：“你今年多大了？”史来贺诧异地抬头，原来是村里造纸厂工人小刘。这个倔强而木讷的孩子，蹲在旁边，直视着他：“你活得寿限大一点，你一定得……”
史来贺笑了。然而，他没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生命长度，无力回天，到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３日１９时２０分……
“史来贺去世了。”报社的编前会上，传来低沉的通报。
寂静。大厦无声地震颤了一下，一阵惊愕，一阵空白——在史来贺的故乡河南，多少乡村、多少城市，这个已经无须注解的名字传递着、传递着，寂静出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一个时代。
史来贺，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农工商总公司经理。他在１．５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奋斗终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５０年村支书的高尚品格和光辉业绩，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矗立了一座丰碑，成为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榜样，成为当代农民的典范，成为河南人民的骄傲。立党为公的人，党会牢记他５０年，即使是一块石头也暖热了。
他在河南人民的目光里，在全国人民的目光里，已经闪耀了半个世纪。
上世纪８０年代，在珠海召开的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史来贺这面红旗３０多年不倒，已被称作罕见的传奇。而今，当他平静谢世时，５０年过去了——在风云变幻的当代政治舞台上，５０年红旗不倒是一个奇迹。
史来贺自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起担任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刘庄自１９６０年起成为全国农村先进典型。作为刘庄带头人，也作为全国民兵英雄、全国植棉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优秀领导干部，史来贺受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１９５２年起１６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当选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当选三、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担任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半个世纪之中，原来齐头并肩的农村先进典型，一时有人飞黄腾达，一时有人黯淡寂灭，一时有人饮罪落马……而史来贺成为一个善始善终的楷模。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惊天动地，他以和平年代里的一贯先进而著称，以乡村常态下的强韧奋进而享誉，直至为７３岁的人生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个人，一个村庄，１．５平方公里，５０年——史来贺这个典型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在一个点上的无限坚持。不论是仰慕者知心者，还是质疑者反对者，在他的事迹面前，往往会由衷地感叹自己做不到。千万人做不到的，这个人做到了。他过人超人感动人震撼人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毫无疑问，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
刘庄坐落在黄河躺卧过的一片古老河床。千万年大河泥沙淤积的莽莽平原，保存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明。知中原而知天下。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多原因，这片土地有幸成为当代党和国家决策者的一块试验田。他们在这里测试土壤、温度、气候，播撒时代的品种，收获历史的经验和教训……１９５７年，在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握着刘庄植棉能手史来贺的手说：“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给全国树立个榜样。”１９５８年，毛主席到与刘庄相邻的七里营视察，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人民公社好”。１９８１年开始，党中央又持续关注刘庄的乡村改革进程，一连数载，逐年汇报，逐年批示……
史来贺明白，在发展空间广阔的中国农村现代化大棋盘上，刘庄要走出一条依靠集体、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之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每年都亲临视察，刘庄屡屡接受着殷切的重托；世界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国内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刘庄也时时承受着探究的瞩望。史来贺一眼看到底：“如果农民一直过不上幸福生活，那就是咱共产党员没本事！”
为此他铁了心。１９３０年７月出生于赤贫之家的他，从小饱受地主的欺凌、土匪的劫掠，还有无尽无休的涝旱盐碱灾害，曾眼睁睁看着亲人病饿而死，自己也两次无钱治病差点夭亡。因此，他一辈子情有独钟，就是怜惜穷苦百姓。他之所以对共产党忠贞不渝，是因为共产党为穷苦大众谋利益；他之所以为穷苦大众彻底献身，是为了让老百姓说共产党好。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组合、一种血肉组合，使他的政治志向至纯至大至坚至刚。前年看电视剧《巍巍昆仑》，当剧中出现毛主席挥毫写下“永远站在劳苦大众一边”时，他霍地站了起来，满眼热泪叹道：“毛主席啊，最了解中国国情，最了解农民！”他的七里营大姐家富裕一点，毛滩三姐家穷，大姐对三姐言语不屑，他只经常去毛滩，几乎从不去七里营。前些年，他先后考察了日本中小企业和美国医药业，在满目繁华背后发现的一大弊端，就是贫富两极分化……而刘庄人说：“在咱村，是集体致富，不漏一家。全村每户人家，老史谁也不让过不去，谁家日子不能过了，他都过去拉一把。特别是对困难户，格外看得重，恐怕他们过不好。”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史来贺和两个儿子的才能，单干完全可能成为富翁，但他说：“个人富了，大多数人还穷，吃饭不香，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觉呀。集体搞好了，群众富了，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所以，毫不奇怪，为了探求一条农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之路，他充任了一个义无反顾的先行者、开拓者、负使命者、集大成者。
在刘庄采访，清晨散步，遇见一位正在村口等候亲戚的大娘，聊到村中变化，大娘郑重地告诉我：“咱刘庄是先进，中央有啥号召，咱都先走一步。”此时史来贺已去世多日，晨风里有遗志的灼热飘过。
史来贺是一位直率的中原汉子，素来光头，布衣布鞋，粗喉大嗓，最舒坦的事，就是光脊梁在雨地里扑腾，或是热馒头蘸辣椒就白开水。他平时喜怒都挂在脸上，不掖不藏，记性又好，训起人来一抖搂一串儿，叫人心服口服……但有许多时间，他都潜伏在深处。村民们说，一年３６５夜，俺们全村都睡了，只有老书记成夜成夜不睡，为俺们操心。长期失眠的史来贺，一次吃４片舒乐安定都不管用，养成了昼夜睡眠颠倒的习惯。于是夜夜灯下，一个农民总在一间村舍里沉思。多少真谛精髓，多少惊涛骇浪，尽在不言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这一幅“静夜思”，是史来贺人生中最具意味的画面，也是刘庄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图示。尤其是身涉高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２０年里，坐乡下而观天下，四面来风，八方汇涌，他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洞幽烛微，顾大局、识大体，时时保持判断的清醒，掌握行动的分寸。从这一点上说，他也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一名精神角斗士。而他的所有参悟，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使刘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史来贺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一是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二是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三是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系。５０年来，刘庄注重实事求是，既不“刮风”，也不“跟风”，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无论顺风逆水，无论激流险滩，没有迷失过奋斗的宗旨，没有偏离过发展的方向。大凡了解一些当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有多么不易！尤其可圈可点的，是它在关键时刻的变与不变。
刘庄的变，是一往无前的。这使周围乡村谈之色变，流传的村谣都是“想吃啥去陈庄，想出力去刘庄”。闺女们多年不敢嫁刘庄，先是怕穷苦，后是怕艰苦。在“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土草房，糠菜半年粮”的家底上，史来贺带领干部社员大干苦干，把破碎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了肥沃良田，实现了粮棉双高产，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温饱的先进村；又发展集体工副业，办起畜牧场、机械厂、食品厂、奶粉厂、造纸厂，盖起社员集体新村，８０年代初成为实现小康的“中原首富”；１９８５年开始，更是在全省乡镇中率先兴办高新技术产业，以医药工业为龙头的集体经济兴旺发展。到２００２年，在村党委、村委会、农工商总公司的领导下，３５５户１６１６人的刘庄，固定资产达９．１亿元，年总产值８．８亿元，年纳税４５２９万元，人均纳税２．８万元；人均年收入７５００元，加上住房、上学、看病等２０多项集体福利，实际收入约１万元；户均存款２０万元以上，家家有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摩托车，不久还将第二次整体搬迁入住集体别墅新村，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
刘庄的不变，也是一往无前的。而且正是不变保证了变，虽然在一些重大关头，不变比变要困难得多、艰险得多。农业合作化后期，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风，史来贺毅然坚持“一村一社”，在上级一度不予承认的情况下，保存了羽翼未丰的村集体经济；“文革”中间，他被打成“黑劳模”、“惟生产力代表”，被革出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刘庄却于此时拉开了集体工业的序幕；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刘庄认真领会中央政策，因地制宜，实行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回想起来，在每个重要关头，不变都是险招，非扛鼎之力难以为之。然而，正是这一次一次的不变，免去折腾，少走弯路，未伤元气，才赢得了今日刘庄的大好局面。
史来贺去世后，在刘庄退休党员支部座谈会上，老党员们含泪相问：“５０年了，史书记咋老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对照对照，他做的都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啊！”
是啊，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半个世纪峰回路转，水落石出，终见根本！这个根本，不是表面的暂时的，而是本质的永久的，它是要经受时间考验的，它是要接受人民评断的。史来贺倾其一生，直观、生动、完整、深刻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得出神入化，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诠释得淋漓尽致！与时俱进的人，时代会拥抱他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美国女学者，注视刘庄已近２０年。她多次采访村民，用英语发表文章，赞扬中国黄河岸边一个小村庄竟然搞起了生物工程，办起了电视差转台；当她的同胞疑为天方夜谭时，她又不远万里邀请来了纽约电视台的摄制组，用确凿的画面向美国观众讲述遥远的真实……
她激赏的华星药厂就在眼前。高耸的厂房、庞大的机组、粗壮的发酵罐、巍峨的冷却塔，犹如一簇簇钢铁水泥的丛林，大小管道纵横其间；东边车间悄然无声，西边厂房雷鸣震耳，南边工地即将竣工，北边新址拔地而起，整个厂区一派繁忙，气象森严！每当上下班时，厂区吞吐着六七千名刘庄和外村的职工，自行车和摩托车车流如潮，从方圆十几里的各条路上会聚而来，又向各方村庄分驰而去。因为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过去每天傍晚到村委会门前集合记工的村干部，如今在药厂已改为指纹式打卡上班……
刘庄经济的发展方针是“小步快跑”。头２０年单一种田，后１０余年发展小型工副业，再后２０年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层层递进、步步加速。史来贺与时俱进，得出一个结论：“创大业，作大难；创小业，作小难；不创业，穷作难。”
选择生物工程，是他一大手笔。然而，刘庄经济一下子驶入了风高浪急的“公海”，以往成果都成了小敲小打，对于他这个舵手的经验和年龄来说，又是一次惊险的革命性超越。
他强行地逼着自己闯“公海”。学历只有两年私塾的他，当年还没学到《论语》就因囊空而辍读，只在扫盲班里完成了开蒙。现在他手边常备三样东西：书、收音机、笔记本。这个戴老花镜的小学生，捧着经营管理、生物工程、微生物学的书籍向人讨教，拗嘴地吐出一个个艰深的专业名词，吃力地攀援于一重重陌生的知识结构。他是一个外粗内秀的人，如果不当支书定是能工巧匠，当了支书也兼能工巧匠。年轻时，蹲在棉田选育抗病高产的“刘庄１号”、“刘庄２号”、“刘庄３号”优良品种时，他像个打赤膊的智者；到老了，在车间现场指挥吊装的１０吨、２０吨巨型发酵罐面前，他像个小不点儿的勇士。
他还武断地逼着子弟们闯“公海”。１９８５年，他火速召回了送到大学深造的一帮刘庄子弟，其中有他在郑州工学院电机系进修的大儿子世领。原来，他为办华星药厂从外地请来一位工程师，破例在自家设宴招待，谁知茅台酒过三巡，人家先要５万元装修家居，又要抽年利润的３０％。他恼了，刘庄岂能如此受制于人！他问子弟们能不能接替设计？世领说试试，兴许差不多。他吼道：“你别差不多，群众集资３６０万元，弄不好，刘庄三五年翻不过来个儿……”时至今日，一支年轻的刘庄“自家军”，边学边干迅速成长，已成为实力相当雄厚的技术核心骨干，１７０人拥有了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无论企业发展多快多大都能灵活跟进，８０％的工程设计都是由厂长史世领和伙伴们亲手完成，设备加工安装也是自力更生，节省的资金数量令人咋舌。这支充满活力的管理队伍、技术队伍，把企业命脉攥在了刘庄人的手心里。
他也顽强地逼着村民们闯“公海”。１９８６年他猛推了一把：华星投产国内一直依赖进口的肌苷，可是农民上岗缺乏训练，培养基染菌经常倒罐，本可取８０公斤肌苷的一罐２０吨发酵液，最初只提取肌苷４００克。他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当医药管理部门把倒罐率规定在５％时，华星已将倒罐率控制在了１％以下，两年后产值就达３０００万元。１９８８年他又猛推了一把：全村讨论加大投资再建二分厂，村民中阻力很大，他非常理解：“群众是最务实的，两句好话哪能就把群众打发了？”他给大伙儿吃了一颗“定心丸”，与全村３００多户每家签下了一份“不平等合同”，他个人以向集体贷款、向农户借款的形式筹资办厂，赚了所得全归集体，赔了损失个人承担……
　事后证明，村支书的逼迫都是对的。是创新，是远见，是英明。
华星从此健步如飞，特别是抗生素项目，１９９２年一期上青霉素工业盐产品，１９９３年上溶剂车间，１９９４年上粉针车间，１９９５年上无菌粉车间，１９９６年上４．８万千瓦电汽联产配套热电厂，１９９７年上红霉素产品。接着，２０００年二期、２００２年三期、２００３年四期工程相继兴建扩产。２００２年，华星年产肌苷５００吨，是国内最大的肌苷厂家之一；年产青霉素原料药５０００吨，产量居全国第三，出口创汇居全国第一。如今，华星已进入全国医药销售排行前百名，年产值占到了刘庄年总产值的８０％以上。
　在刘庄９００亩工业园区里，作为企业家的史来贺，已经步入了成熟。
记者看到２００１年年底的一份《史来贺书记对刘庄调查研讨的谈话》。这５０００字全是史来贺的原话，交由全体村民讨论，仿佛他与每个人促膝交谈。他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讲假如刘庄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存在了，变成非集体经济，比较起来会出现的问题；讲刘庄要沿着集体经济继续前进。从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别、选择好的领导人、内部机制改革、竞争上岗、家庭再分配等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按劳按效取酬、合理差别、共同富裕的方案。他把刘庄的未来端到村民面前，那样慎重，那样热切，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掰开揉碎地讲着讲着，恨不得把一颗滚烫的心都呕出来！……
史来贺去世前夕，据医生分析，他的肺部病变并未深入膏肓，但由于长期疲劳透支，身体虚弱无法手术，生命已至强弩之末。尤其是在晚年，奋力拔高的超重负荷，昼夜兼程的殚精竭虑，渐渐耗空了体力，他像一个巨人轰然倒在工作岗位上。全村人为此痛哭不已：“５０年了，老书记一天没歇过，他是为咱刘庄累死的呀！” 执政为民的人，人民会感念他
　　
门口树上的两只鸟笼里，史来贺养大的百灵仍在顾盼寻找，声声凄鸣。老书记去世，没来得及见上一次面，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刘庄家家户户悲恸难抑。餐餐饭桌上，夜夜灯光下，长辈都在向儿孙念叨，抹着眼泪，悉数某年某月他对咱家做过的善事，真是人人口碑，代代传扬。５０年的日子像星星一样稠，老书记做的好事闪闪烁烁布满了刘庄的天空。
记者翻阅史来贺逝世百日时各户村民自发写下的回忆文章，参差的笔迹在泪花中模糊，一句话在耳边不断回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跟随史来贺已近２０年的村党委副书记刘名宣，含泪总结说：“老书记的一生，对工作忘我，对群众痴情。”的确，痴情一片可对天。史来贺对刘庄人好，并非出自后天的理性，而是由于连心连肝连肉连骨的亲情。对于所有村民，他既是仰事奉献的儿子，也是俯身抚慰的慈亲。他一生不惟官、不惟上，惟独怕群众。怕什么？怕群众与他疏远生分。每天下班，随便往路边哪儿一坐，一会儿，村中的男女老幼就漫拥而来，围在身边说说笑笑，好不融洽，这是他的幸福时光。可以说，他是为刘庄人民而活的，这就是他的一种生存意义、一种生存意志。
史来贺多年养成一个习惯，每夜入睡之前，都要对全村３００多户逐个“过电影”，各家日子的好好歹歹都装在心里。乡村大事不外乎生老病死，每当群众最艰难最无助的关口，村支书总会突然主动出现在面前。而其中他最牵挂最顾惜的，还是村里的病人、老人、残疾人、孤儿寡母、智障者、能力低下者……外地合同工感慨道：“这些没成色人，平时谁理？撵在人家后头说话人家都不想听呢。他们在刘庄有福了。” 群众在史来贺心中有多重呢？
　　
且看他对最亲的人。父亲临终，他正领着大伙儿在大雨壅积的棉田里紧张排涝；母亲临终，他正守在造纸厂烘缸旁指挥试车。他这个独子，跪在双亲灵前泣不成声，懊悔无法补赎的憾痛。可是，对放羊老汉刘荣正，对老村医刘明书，他却在床前一直守到送终。
且看他对最穷的人。他病重住院时，殷切交待村干部：“我想来想去，全村可能数老王家收入最低。我想去看看没去成，你一定去他家落实清楚，看有啥困难没有。”６０多岁的老王，解放前夕从安徽逃荒落户刘庄，腿有残疾，日子有些潦倒。村干部了解情况回来说，老王家小院儿可干净了，床上新被子，老伴很体贴，他还亲口说家里有几万元存款。史来贺长舒一口气：“只要他还能存几万块钱，村里所有人的生活就不成问题，这我就放心了。”
且看他对最急的人。１９９９年秋，普通村民马玉峰的妻子杨丽剖腹产后大出血，急需寻找相同血型的人输血。史来贺从闻讯那一刻起，就不停地打电话指挥救助，询问病情，联系医院，彻夜不眠。为了一位村民的生命，他调动的阵势真是壮观。史世领带着淀粉厂、机械厂、车队的一群壮汉，连夜最先赶到新乡血站，马家的人感动得哭起来。直至半夜，刘庄一辆辆汽车不断拉来人马，终于从中找到了两名血型相符的村民，鲜血源源注入产妇的身体。这时，村里还在继续组织下一批献血者……匆匆赶来准备献血的娘家人，见产妇转危为安，流着眼泪说：“杨丽嫁到刘庄算嫁对了。”这时，马玉峰的父亲又端来几袋血，说这是七里营镇医院院长按史书记的吩咐从其他医院找来的。目睹整个过程的医护人员和病友家属，赞叹不已：“社会主义好，刘庄集体好！有史来贺这样好的领导人，刘庄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且看他对最难的人。村里有个哑巴余得洋，单门独姓，儿子去世时，留下６岁的孙子，儿媳韩玉琴还有些痴呆。史来贺让余家第一批搬进了集体新村，并派一位妇女干部帮助料理家务，陆续添置了冰箱、电视机、缝纫机。一次史来贺外出开会，路遇韩玉琴，他下车问她去哪儿，她连个招呼也不会打，直愣愣地说回娘家。史来贺打量她，脚上是新皮棉鞋，身上是波司登大衣；打开提包看看，里面是给她准备好的烧鸡、大肉和糕点，他满意地笑了。余家孙子长大成人时，史来贺把他家积累的存款一分不少交给他；得知他不想考大学，又特意把余家这根独苗安排在最安全的药厂微机室上班。
到夏天，酷热难当，村民们吃饭都端着碗出来寻凉阴。史来贺联系陕西厂家，１９９１年为集体新村每户都装上了“宝花”空调。开干部会时，他指着门外空空的村街，惬意地说：“你看，群众这会儿都正在家里凉快哩，多痛快呀！”
到冬季，下雪天冷，史来贺抱着对讲机，一边通知农场场长，让职工晚点上班、早点下班；一边通知药厂车间主任，要提醒年轻工人防寒，披上棉袄。
　到过年，史来贺和村干部按照惯例，每个除夕都到牛屋马厩去值夜，接替饲养员喂牲畜，好让他们回家去吃团圆饺子……
这些事情，做了不止百件千件，做了不止十年二十年，史来贺重重复复半个世纪啊，人们有多少震撼也变得平静如水，村民有多少感动也变得习以为常。老人们唤着他的名字依靠他，其实他自己也已经是个老人了；病人们拉着他的手指望他，其实他自己也已经是个病人了。１９７７年，义务劳动建新村的一天深夜，正往二楼撂砖的史来贺，踉跄地晕倒在工地。此后，肺心病、气管炎折磨了他２６年。他总是掏出口袋里的救心丸、买下医疗书籍送给其他病人，自己身上的难受却从不对人说。即使到生命最后，连大小便都行动困难时，还不许人们去服侍他……
刘庄人除了年终分红和每月奖金，享有的集体福利很多，包括医疗、上学、入托、用水、用电、理发、洗澡、看戏看电影等等。每月老人２００元退休金、孩子２０元补贴，还分配面、油、煤、粉条、豆腐、瓜果，每天两次供应鲜奶，每５天分一次鲜肉……而最令人动容的，是房子的故事。
史来贺深知，贫贱农家百事哀，就数盖房最苦。抓住住房问题，才是抓住了解决群众疾苦的“牛鼻子”。历年历代，多少穷人因为缺少房屋不能娶亲成家，因此农民一辈儿接一辈儿，省吃俭用，当牛做马，给后代盖房。好不容易一座新屋竖起，其实家徒四壁，有形式无内容，财尽力竭，生活质量没有提高反而降低。史来贺当支书的前２０多年，总是在为村民住房而救急。那些年的雨水好像特别大、特别多，村民都记得，漫天雨雾之中，总有一个披蓑衣的身影，领着干部们在全村各户巡查，帮助排水，遮盖漏雨的屋顶，支撑危颓的土墙。有次暴雨滂沱，丈夫在外地工作的尚玉梅，抱着两个孩子瑟缩在家。史来贺检查到她家草房时，发现屋后的鼠洞正“哗哗”往里灌水，急忙叫人拍门催她赶快撤离，开始她还不敢开门，后来干部们帮着一家三口刚刚抢出屋门，整座房子就平塌了下来……
１９７６年，史来贺下决心盖社员集体新村。迎着“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顶着“享受安乐窝”的舆论压力，他带领社员白天种粮棉，晚上盖新楼。连妇女们都掂起了瓦刀，男女老少义务奋战６年，拆除了全部旧屋，建起了几十排共１４００多间单面双层红楼，从此“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时中原独一无二的这个农民集体新村，轰动四方，成了刘庄的象征。
如今２０多年过去了，刘庄又开始了第二轮建房。就在红楼排房旁边，又一个４００套的集体别墅新村正在紧张施工，一期工程１６０套已经封顶。其中有一幢样板别墅，粉墙红窗，格外诱人：每户３层，还有地下室和车库，户均４７２平方米，人均１２０平方米，共有８室４厅２厨３卫，将来集中供暖供气，并配备宽带网、闭路电视等等。这个样板，是史来贺让提前装修好的，专供村民审看提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史来贺提的，他说还应在别墅门台两旁铺设坡道，以便老人和残疾人出入……
然而，正是这漂亮别墅，成了刘庄人永远的心痛。老书记最终没能亲自住上它，老书记最终没能亲眼看着村民住上它，这是史来贺和村民的共同遗憾。史来贺去世后，村民们要求，哪怕让老书记的遗体在这幢别墅里停留停留呢！但是村党委没有同意这么做，因为老书记不会同意这么做。他的一辈子，只为大家谋利益，从不给群众添麻烦，只会付出，从不索取，遗爱在人民、遗爱在人间，最后也让他如愿吧！无私奉献的人，历史会回报他　一个人，一个村庄，１．５平方公里，５０年——历史为史来贺仅仅限定了这么大的范围吗？
不。这完全是他自我的设计、主动的选择、执著的把握。曾有上级的选拔在召唤他，他可以离开刘庄、离开农村；曾有仕途的升迁在青睐他，他可以平步青云，谋求发达。但是，解放初期，让２３岁的他出去当干部时，他说叫我当兵我去，当干部我不离开刘庄；１９６５年，３５岁的他任新乡县委副书记，还兼任刘庄村支书；１９７７年，４７岁的他任新乡地委书记（上有第一、第二书记），仍兼任刘庄村支书……中间在新乡县委工作时，曾经脱产３年多，那时遇到的恰是一个颠倒的乾坤。他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文革”混战，在一个喧嚣狂躁的冬夜，一辆破自行车驮着行李，离开新乡直奔正南，没入了寒风呼啸的原野。从此，他永远回到了刘庄，永远当起了“村官”。
　“当干部，只要为人民服务，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办公室。”“你夺你的权吧，俺还刨俺的地球。农村有汗水有露水，就是没有油水，你不干俺来干。”
　村支书又站在了刘庄面前。生于斯长于斯的刘庄，已经是他背水一战的壕堑、终生相伴的舞台，已经是他精神的靠山、灵魂的归宿。
了解史来贺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向往纯粹的人，一个追求极致的人。干任何事都横下一条心，想问题一定要想透，干工作一定要干好，定目标一定要定高。他的勤政，他的廉洁，常常到了令人觉得过分的地步。所以，根子一下就扎到最基层，“村官”一当就当了５０年，这在他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何况，匍匐于大地的人，更容易找到自我；置身于百姓的人，更容易获得满足。　他既然甘当“村官”，就意味着与私欲告别。　“农村工作，说难也不难，说复杂也不复杂，一个公，一个严，事情就好办。”
“当农村干部，一不怕吃苦，二不怕吃亏，三不怕得罪人，没有这个执著态度，就不可能为群众服务好。”
在连续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３０年里，他曾就农业基础建设、农产品价格、农业投入、农民负担等问题，多次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议案。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冒着寒冷，走访了原阳、获嘉、新乡３县６０多个村庄，下田间、进农家，了解村民直选和村级组织建设等状况……但是，全国人大每年组织的北戴河疗养，他一次也没去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格外隆重，每位代表归来，当地都要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却在电话里断然拒绝了这种安排，默默地回到了刘庄。
　历年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他都珍藏于箱底，一张也不往家里墙上挂，并告诫家人：“甭拿那吓唬老百姓，无用，还是多干些实事、好事。”
　担任新乡地委书记期间，配有专车和秘书，可以带回刘庄，他却说不需要。在新乡市连一间房子也没有要。
他早就与家人约法三章：一不比群众特殊，二不占集体便宜，三不收礼送礼。并且教育子女“夹着尾巴做人”。老伴几十年没乘过他的车，只是跟着村里集体旅游去逛过洛阳、开封。
他１９６５年开始在新乡县委领工资。１９７８年以前，工资高于村民平均收入，他向村里交了工资拿工分；后来，村民平均收入高于工资，他又交回工分拿工资。连刘庄退休国家干部、教师都享受的十几种免费福利，他也不要。每年七里营镇表彰先进时发给他的奖金，也都上交给了村里。
家中的６株大榆树和一些杂树，连修房和给女儿做嫁妆都没舍得用，当有人开价２７００元要买时，他却无偿献给了集体盖新村。他为建新村出力最大，却是全村最后一批入住者之一。大伙儿提出给他多分两间会客办公，他一口回绝：“我就和群众一样！”
　他１９８６年带着小刘到南方开会，会务组发给每人一个１００多元的密码箱，开发票回家报销。小刘看箱子气派，高兴地拎了两个回房间。他严肃地批评小刘说：你要自己出钱就拎回家，要想回去报销就趁早退了。你还年轻，在咱刘庄，只能多给集体创造财富，不要光想占集体的便宜。小刘回会务组退掉了密码箱，会务组工作人员钦佩地说：“史来贺果然名不虚传，这样的人现在社会上太少了。”
十年浩劫过后，世道人心处处废墟，刘庄却抖落尘埃，宛如当初地呈现出党风严正、民风淳朴的完好形状。因为“文革”初起，史来贺就在社员大会上郑重宣布：“从今天起，谁出去串联，不记工分，不给盘缠；谁写大字报，自己买纸买笔！……”此后，刘庄波澜不兴。有位村委会副主任，人称“大炮”，当时从武陟县剧团回村参与^造**，因史来贺有一杆由上级奖给民兵英雄的半自动步枪，就诬陷史家“藏黑枪”。群众对他侧目而视，他十分狼狈，打算重返剧团去敲边鼓。史来贺说，他反对史来贺，但不反对共产党，刘庄需要能干的人。于是约他在办公室同宿６夜，苦心挽留，并委以重任，使刘庄多了一员生产猛将。
　刘庄共有１４个姓氏，史家是个小姓。由于史来贺秉公办事，村里从未出现宗族矛盾…… 　他既然勇当“村官”，就意味着向陈腐开战。
　　
他说：“不但要把群众带富，还要把群众带好”，“搞集体经济，得有集体主义思想；搞共同富裕，得有共同理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是最活跃的生产力。事是人做的，人是脑袋瓜指挥的，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在刘庄是靠“五力”：党组织凝聚力、集体经济吸引力、思想工作激发力、党员干部带动力、科学技术生产力。他提出的口号是：“五力”形成合力，做强做大，争取赶超中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富裕农村的水平。
　刘庄先进典型的强势，已渗透于村风民俗。在这一带乡村，入刘庄必须遵纪，出刘庄不必随俗。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刘庄人就以卖棉花而令人称道。从刘庄往北走７里地交公棉，一公斤可卖４元钱；往南走１５里地赶大集，一公斤可卖１６元钱。史来贺与社员们讨论决定，困难时期，以国为重。他们在完成３．５万多公斤皮棉的征购任务之后，又把１．８５万公斤超产棉也全部卖给了国家。富裕以后，史来贺又经常引导村民“五对比”：新旧社会对比，三中全会前后对比，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对比，收入与贡献对比，自己与先烈对比。如今在村里，集体已把大小事情安排周到，人人无须愁虑，只用一心一意干好本职工作，大家都看得起，生活简化了，心地净化了，村民们不信鬼、不信神、不信邪，惟信共产党。在刘庄，看不见歪门邪道，听不见污言秽语，几十年无一人违法犯罪，没有赌博、偷盗、打架斗殴现象，封建迷信早已绝迹。而且，婚丧嫁娶也移风易俗，不送礼金，不大操大办。婚事有村团委协助，安喇叭、出车队，仪式热热闹闹；丧事则从史来贺父亲去世那年开始，不穿孝服戴袖箍，不扎纸花不吹乐，村委会送花圈，隆重召开追悼会。对此，外地人羡慕得不得了，可惜却做不到。
刘庄先进典型的强势，也扩展于附近村野。现在外村青年对刘庄盯得最紧的，是药厂门口那块发布招工通告的大黑板。刘庄已有外地合同工６０００多人，培养出了一大批乡村才俊；许多家长设法把子女送到刘庄上班，是认定史来贺能给他家教出个好孩儿。刘庄还重点帮助周围２０多个村庄办厂，扶植了一大批个体养殖、商业、运输专业户。乡邻们遇见什么难事，也都爱找史来贺。天大旱时，刘店三四台泵在一眼井里争水，引起殴斗，村民来找史来贺评理，史来贺当即让出本村一眼井给他们使用。这类事多得无法胜数。
刘庄先进典型的强势，更播散于四方城乡。史来贺多次应邀到全国各地讲演，谈当好农村基层干部的体会。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引起强烈反响。他５０年的先进事迹，影响了河南乃至全国几代农村干部和党员。如今，新乡市出现了一个以史来贺、吴金印、刘志华、张荣锁为代表的农村先进典型群体，而其中史来贺发挥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史来贺式的村支书”在新乡市就有３０多个……
　所以，史来贺去世时，一位外村老人伤心地对刘庄村民说：“老头儿老了，不是光你刘庄的事，对咱这一片都不利呀！”
　晚年的史来贺，更加审慎、更加明达。针对一些农村先进典型蜕化变质的沉痛教训，他尤其警惕两个敏感点：一是民主问题，一是接班人问题。
虽说每个重大决策都交由群众讨论，已是刘庄多年的传统，但史来贺仍然坚持，刘庄不仅经济建设要走在前面，民主政治也要走在前面，特别要防止个人威望造成的“一言堂”。１９９８年，大伙儿提意见说，“五黄六月争回耧”，为了抢季节，如今外村农户收完麦子不犁地就耩玉米，刘庄农场也可以省去中间的浇、犁、耙工序。史来贺这个老把式想不通了，种田还能这样懒省事？但他还是听从群众意见，先做大田试验，果然工序减了产量不低，于是刘庄改了“老皇历”。
对接班人问题，史来贺的态度十分明确，刘庄的干部个人不能指定，要集体培养，大家选举，谁能让群众生活富裕，谁能让集体经济壮大发展，就选举谁。在他离世后，５月１３日，刘庄召开全体党员大会，１１３名党员投票直选新一届村党委班子，史世领以全票当选村党委书记。
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史来贺不得不请假了。春节过后，他在村民大会上正讲三年规划时，突然剧烈咳嗽，伴有发烧。３月中旬，肺部严重病变的他，在家人的强求下，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他气得不准世领进他的病房，埋怨道：“家里的生产不让我管，把我弄到这病房里来干啥？”４月３日转入新乡市中心医院时，病势已严重，他仍频频把电话打给刘庄企业第一线的干部，不断询问生产情况，还把他的副手们召到病床前，研究工作。为了不干扰生产，他不准村里任何人前来探病。两位村民代表好不容易进了病房，仅仅待了５分钟，他就黑着脸催他俩回村上班，怕他俩不走，又打电话到车间问回去了没有。１２日下午，他体力衰竭，声音已十分微弱，与村委会副主任通电话，得靠身边的人一句一句转述。他问村上有啥事没有，问生产是不是正常，问群众心情是不是稳定，说：“停两天，我就回村了……”１３日，小儿子世会来看望他，一会儿他又催着走，并交待世会：“回去把厂里工作搞好，别惹爸生气，不要再来了，这儿有医生……”世会是哭着回刘庄的。
４月１４日１５时，史来贺突然休克。医院领导和专家组织紧急抢救，一个多小时未见好转。然而在返家的路上，奇迹出现了：刚入刘庄地界，一度骤停的心重新跳动起来；快到家门口，心跳就趋向正常——他说过，他郑重地说过：生在刘庄，死在刘庄！
他在亲爱的刘庄度过了最后１０天。他把呼吸机的金属插管咬得格格响，直至咬扁——他想说话！这是他５０年来惟一没有说话的１０天。在此之前，个人的事只字未提。他想说什么呢？
　中央、省、市、县领导都在关心史来贺的安危，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代表省委亲至家中看望，省里派出的专门医疗小组日夜救护。刘庄村民更是心忧如焚，层层围在他家院子外面，不知冷热，不知饥饱，从白天到夜晚，从夜晚到白天……
２３日１９时，回光返照，意识还很清醒的史来贺，头动了动，竭力想张嘴睁眼。世领双手捧着他的头，泪如雨下：“爸，你要交待的事我知道了，我一件一件对你说，如果说对了，你就别再睁眼了，嘴也别张了……”史来贺拼尽全身余力，听世领讲完他最后的牵念，几分钟后，就安静地沉入了平生从未有过的久久歇息……
　他的遗愿，是他在住院４０多天里讲得最多的三件大事：
一是投资３亿元，到２００５年，使华星药厂的青霉素原料药年产量达到８０００吨～１００００吨，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使刘庄年产值达到１０亿元以上，年缴纳税金达到１亿元；
　二是一定建好那４００套集体别墅新村；
　三是把刘庄建成现代化农村还有一段路要走。
遵照史来贺的生前交待，他的遗体实行火化，并将部分骨灰撒向恋恋不舍的刘庄大地。为他送行那天，从刘庄到七里营路口的一条长路上，素白纸花如雪一般遮覆了两旁的冬青，刘庄整个村子都空了，男女老幼互相扶携，哭着拥向村口，沿路伫立，泪眼模糊望着灵柩渐渐远去，长声呼唤着老书记，凄泣悲号，痛不欲生——５０年哪！
大地无言，丰碑不朽。立党为公的人，党会牢记他；执政为民的人，人民会感念他。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践行者，史来贺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