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出任村委与党支助理，服务农村建设，这个计划自出台起就褒贬不一，甚至有人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山下乡”。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在争议中启动了。

这个计划的初衷，是“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提高村级干部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组织保证”。它的具体实施，始于2000年之海南儋州。诚然，农村基层领导者大多是乡土人物，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思想也比较封闭落后。这些因素无庸置疑地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而大学生们，则长期接受相对先进的教育，思维相对开阔，可以跳脱农民思维，从更高更深层面去思考农村问题与解决途径；而且现在大学生就业困难，人才市场上一职难求。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一则有利于改造农村干部，拓展基层领导视野，二有利于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三，大学生支农支教，到贫困地区做贡献，一直是官方意识所希望和号召的，“大学生村官”计划，无异也使这种意识情绪得到了某种满足。因此，仅就表面来看，这个计划是完美而诱人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然而任何计划终归要在现实里实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完美的计划，如果没有现实可行性，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村官计划”不愁没有人才支持，而且只要政府有足够的意愿和热情，也不愁上不了路。然而上路之后，这些“村官”们立刻就会面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兼容性问题。

我国的教育，过多地注重了思想政治和专业知识，而缺乏对国情及社会状态的及时普及，也不太重视学生们的社会实践，关于农村问题的知识在现行教育中更是阙如。很多大学生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历史及现状，他们对农村的印象，几乎都是从小说与影视作品里获得的。纵使出身农村的学生，也在十几年的学校生涯里与农村社会日渐疏远，因为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跳出农门是祖辈以来的梦想。由于长时间的疏离和不关心，而使他们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并不比城市出身的学生深刻多少。另外这些学生们大多涉世不深，缺乏社会历练，因此也大多不具备政治实务能力。而农村里的实际情况，却绝非影视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浪漫动人，任何一个村子都有完全不同的矛盾纠缠和利益冲突，人情纠纷与宗族关系掺搅其中，使得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那些梦想有余然而准备明显不足的大学生“村官”们，就这样冒然进入到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地方，并要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其实谈何容易！

首先，他们要俯下身来，只能有为农服务之心，不能存高人一等之念，从态度上取信于村民。另外还得扎下根去，深入到农村生活之中，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弄清所在村子的人事矛盾、利益纠纷和人际关系，同时要与村两委班子成员搞好关系，取得信任与支持，以利于工作的开展。这些话说起来容易，但是事实上能坚持做下来并取得成功的少之又少，其中任何一环的失误，都有可能使工作陷入停滞甚至失败。

当然，只要有坚定的理想和足够的****，加上灵活的头脑和良好的适应能力，这些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然而问题是，这些报考参与选拔的大学生，有多少是基于纯粹的支农理想，一心只想去农村开创自己的事业？据调查，相当比例者都是为了一个职业，尤其是冲着政府许诺的种种政策优惠——比如可以选调，考研和考公务员可以加分、并且在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甚至可以选拔其中优秀者担任乡镇领导职务。——这些“村官”们面临着一种特殊的身份尴尬：他们不是村民选出来的村委领导，不属于“农家人”，也不是公务员或乡镇政府编制内人员，也不属于“公家人”，名誉上是个“官”，事实上不过是个合同工，政府的政策承诺是他们几乎所有的希望和坚持下去的动力。然而在事后，政府许诺的那些东西由于现实原因，却往往无力兑现，而绝大多数农村，除了象北京郊区那些经济基础雄厚的，又都没有足够的资源吸引并留住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村官”能够真正俯得下身，扎得下根，沉潜进去，与农村融为一体？又有多少“村官”能够不计个人得失，含辛茹苦誓死不悔地干下去？我们当然希望所有“村官”们都有这样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能够为了祖国的农村事业而不顾一切，但是政府制订政策，却不能以此为依据，想当然地要求他们这样，这是不科学也不道德的。

诚然，在这些“村官”中，的确有些人只是怀抱着纯洁理想，就是为了去农村创业，去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为祖国的农村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大学生村官计划”，也的确为他们实现理想创造了机会。但是政府制订一项政策，是需要考虑推行成本，并计较其利弊得失的，如果耗费庞大的行政资源，只是圆了廖廖几个优秀大学生的农村创业梦，未免得不偿失，劳民伤财。而且由于政府事先的大多数承诺事后都无法兑现，更是严重透支了政府的诚信，恶化了政府的形象。这一切看在农民眼里，无异一场闹剧，政府的威信也将随之打个折扣。这个计划的先践者海南儋州，现在几已偃旗息鼓，是为殷鉴，可资后来跟风者戒。

所以，这种大张旗鼓搞形式或形象主义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应当缓行，甚至停止！

但是，不支持这个计划，不等于放弃大学生这块巨大的人力资源，更不等于在大学生人才资源过剩与农村急缺人才这个现实矛盾面前不作为。只是这种作为，应是政策性的引导，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做形式主义的推行。

有愿望在农村创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出身农村。对这些有意到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政府可以将他们与村民自治政策结合起来，鼓励他们回乡参与村委会选举，并修改村民组织法细则，规定在有本村优秀大学生参选的情况下，优先保障他们进入村委会，即便他们没有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也可以出任村务委员，参与村委决策。如此一来，这些大学生们既能获得机会，他们的机会又融入在了村民自治范畴之内，不需要上级政府的工资补贴和善后许诺。而这些通过参选进入村委会的大学生村干部们，由于生于斯村长于斯村，相对了解村子内部情况及利益关系，比较有利于工作开展，也更可能在上级政府及相关政策的扶助下做出一番成绩，从而脚踏实地地为改善农村面貌做出贡献。这样既取互补之利，又从根本上避免了“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弊端。

至于没有大学生参选的村，如果有意招揽人才，可以自行招聘，或者上报乡镇政府寻求人才支持。政府则可设立农村管理人才库，吸纳户藉不在农村而有意到农村创业、为祖国农村事业做贡献的大学生，循合法的人才流通途径，安排这些优秀大学生去有需要的村工作。如果那些村没有意愿，也不必要勉强，不能搞形式主义，要求每个村委会一定都要有大学生成员。

这种引导性的政策设计，既不浪费公帑，虚耗行政资源，又可避免政府诚信危机，且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村民自治，所谓政不烦而功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