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山西出差，遇到了一位南方籍的大学生村官。这位大学生是去年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来乡村当村官的，现任职务是村长助力。与其说他是村官，还不如说是村长秘书，够不上官，好像现在的公务员里就没有村庄助力这一个层官阶。因时间关系，没有做更多的调查，只是随便和他聊了几句，感觉他在那里生活、工作还算满意，没有什么失落感。

这个村子的周围都是山，山里有很多煤，村里每年可以从煤老板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村域经济条件还不错。我到那个村的时候，村委会所在地是一座2层小楼，这小楼原本是小学校，因这房子紧邻公路，噪音影响学生学习，故村里为学校在这旧校舍的身后又建了一所新校址。现在这个旧校址不仅作为村委会办公地点，也是村里文化活动的中心。在这楼里有图书室，还有投影电视机、电脑等设备，村民可以到这里读书、看电视、上网等。我问大学生村官在这村里生活情况，他回答说，他也没想到在山西这样偏远的地区的农村有这样的条件，他在村里工作还满意，生活也能习惯。

我看着他的表情，可以认为他讲的是真话。根据我的判断，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村官应该非常得意到这里工作。现在大学生就业日渐困难，估计这位大学生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岗位感到欣喜吧。

今天晚上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了山西省在全国率先开展大学生当村官就业的消息，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典型案例，有一个位大学生倡言要把村里的“踩高跷”从民间杂艺、推向群众文化活动，并准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位乡领导谈了他们那里的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村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思维方式。这些无疑都是积极的一面，其实可以说如果每个村子的头都是大学毕业，我国的农村早就翻天覆地了。积极的要充分肯定，但后面故事的发展也不可忽视，也要未雨绸缪，防止负面影响的扩大。我们现在宣传工作的最大问题就是报喜不报忧，报道的多是好事、大好事，让人高兴的事，而那些会在未来出现负面效应的事情谁也不去报道，新闻的客观性遭到了严重的扭曲。这里不探讨新闻的性质，我只想大学生进村的现实和未来意义。

离开那个村子后，一路上我都在想这着这个大学生。他刚来这个村子才一年，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在村里也就是给村书记和村长打打下手，起草美丽的材料，帮助管管图书资料，当当秘书罢了，能当好秘书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深入想下去，又对这大学生的命运有点担心。在我国广大农村，姓氏、亲缘关系决定了这个村子的决策，至今没有哪个村子拥有像美国人一样选一个黑人总统领导国家的勇气，每个村民都希望有自己姓氏或者有亲缘关系的人当村书记、当村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中受益。这个外来的大学生刚来的时候是被当作客人来对待，好吃好喝好言捧着，等时间一长就会回归其自然状态，特别是在这种宗族气氛浓重的农村，能够驾驭得了各方面的关系，这可要看大学生的胸怀和应变能力了。回京之后的几天里，有一点点想法想认真思考一下，没想到回京后事务缠身，直到今天才抽出空来专门思考这件事情——大学生当村官的现实和未来意义。今天不想用那种所谓的科学分析法来探讨这个问题，不去列举得失的一、二、三，只是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现象。要说大学生当村官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当农民也没什么，都是人，干什么都能维持生计。但是我担心一件事，那就是组织大学生进村当村官，政府要为大学生今后的发展埋单，这是一笔大单，为一批知识型人物埋单，这样大的单子政府能否考虑十年、二十年后，这些有知识的大学生会是什么样子，会拥护当初的决定，还是背道而驰？

先看看大学生当村官的历史背景。2006年，北京市搞了一个大型活动，组织大学生进村当村官，并对其待遇和今后的出路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当然所谓正面的居多，都说好，而且好得不得了。那年我就曾经想过，对于北京市来说，农业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次要位置，农村的面貌已不再是建国初期的样子，与改革开放之初也完全不同。相对于周边省市来说，北京市的农民生活还是不错的，各方面的惠农政策都能落实，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农业的科技含量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农业的发展已经走出了单纯的粮、菜、肉、蛋、奶模式，可以说各个区县都把旅游农业嫁接在传统农业上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有句笑话说想当北京的农民还真不太容易。北京郊区农村在全社会的转型时期吸收大学生当村官，无疑对更新农村的观念有好处，对京郊农业的发展更为有利，且能够有效地促进北京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所以，我认为在北京搞大学生进村是个好事，当然这次看到了山西的大学生也当起了村官，也认为对于当地社会来说是个好事。这是背景之一。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北京的高等院校非常多，全日制院校集中了不仅是全国各地优秀学子，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近年的高等院校扩招为北京的高等教育注入了强心剂，发展非常迅速，学校招生规模近乎几何级数增长。迅速扩招的后果可想而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逐步浮现出来。北京不仅是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容纳了大量的高校人才。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大学生是稀缺资源，那时不说就业，只谈分配，大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那个年月大学毕业生的一大部分都被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吸纳，游离的毕业生很少。可现在形势变了，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的速度赶不上分配的速度，大学生进入这些单位的机会越来越少，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制度基本消亡，代替的是诸如公务员考试之类的选拔，大学生就业出现了第一次危机。这个时期的危机虽然已浮现出来，但矛盾还不够激烈，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北京中关村为首的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外资的涌入和合资企业的兴起，为北京的大学毕业生找到了就业出路，在进国有单位无望的前提下，向民营经济靠拢或自主创业，成为这个时期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流，就业压力暂时被消化掉了。随着民营经济和外资及合资经济就业的饱和，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逐步严峻起来。北京市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为了保证北京的稳定发展，把大学生就业的矛盾消化在萌芽状态，他们想出了一个类似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就业方式，推出了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当村官的举措。

对于当年的上山下乡，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在我的直系亲属中就有不少当年的知青。当时有个说法：“下乡光荣，不走不行”，除了独生子女外，每家只能留一个孩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已经成了城市人的恐惧词，谁都知道，到了农村回来就难了，谁愿意让自己的子女还不如自己呢？所以各家都想尽一切办法推迟子女下乡时间，条件好的就送去参军，避免下乡，一场上山下乡运动遭到了城市人心理的阻击。改革开放之后知青返城潮给城市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曾经把青春献给农村、接受了贫下中农思想教育的当年的知识青年，已经不适应城市就业了，他们没有技能，没有现代工业的思维，没有工业化合作意识，许多人还停留在政治斗争阶段，根本不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现实也应验了这些评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的改制，这些人早早地下岗了，离开了工作岗位自谋出路，社会危机又一次浮现出来。北京多次的群体事件都有这些人的功劳，他们在各种事件中发泄着不满，为群体事件推波助澜，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批优秀分子，有的考上了大学，有一些人还通过个人的努力成为了成功人士，但这些人太少了，更多的人还是拥挤在平民百姓之中，过着近乎失业的生活。

联想到这些，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学生进村，有如当年知青进村，为农村带去巨大的影响，为农村带去了生机，农村合作化得到了知青们的推进。可是我想说的一件事，人就是人，不是社会的工具，把人作为工具来对待，就像知青一样走了又回来，他们转了一圈却一无所有，社会发展了，自己什么都没有，他们能说自己经历的是好事情吗？现代的大学生进村，比起当年的知青，知识水平高，与农村的差距更大，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特别是这个年代的大学生，在家里都是皇上待遇，能否接受农村的现实，还真是个问号。

可能国人包括政府部门已经习惯搞运动式地开展各种工作。当年大跃进是一次红红火火的运动，知青下乡是又一次大运动、大转移，现在的大学生进村当村官，有些部门又在运作运动，好取得轰动效应，却忽视了这场运动之后带来的后果，运动的结果是一大批人进村了，可没过多久又都闹着返城，形成了自发的返城运动，那时政府是否还要为这些返城的昔日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估计未来的问题也要通过运动来解决，这样的反复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中国搞什么运动都不差钱，就差科学行事。

也许我是杞人忧天，唐伯虎在想秋香，我自不如唐寅，还不如思国、思社稷吧，既然思社稷，不得不思考这些孩子们未来对社会的态度，未来态度的转变决定他们的未来行动，对社会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满腹经纶的学子们在村里指手画脚会是什么结果，学子的知识与农村反差太大了，搞不好又成了返城知青。如果大批学子非正常返城，对于城市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们不是带着希望回来的，而是带着失落和愤怒，这种知识人的愤怒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应投入一些资金跟踪调查，认真做好后续的政策制定工作，以稳定我们的和平发展环境。在和平时期要想到战争，时刻要有危机感，时刻想到危机的到来，千万不可粉饰太平糊弄自己。还是那句话，科学发展观应落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单单是一句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