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始至今，从来都没想到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相反，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被看作第二次革命，一次新的长征。中国政府一直矢志完成毛泽东尚未实现的发展经济的遗愿，正如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指出的一样，让中国“在本世纪（20世纪）末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于共产主义自称为资本主义命中注定的掘墓人，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无法与市场经济改革并存。但我们不能犯下将政党本身（共产党）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画等号的错误。每个人都会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男性、教授、丈夫、经济学家以及亚当·斯密的崇拜者），同样，政治组织也有多种可变化的身份。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或者团体都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但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在其生死存亡的时刻，也可以进行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各种试验。

由于没有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划分开来，许多人在考虑经济转型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是把共产主义，从组织到信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地清除出去；转型经济必须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刀两断，才能放下所有的历史包袱，走向全新的市场经济。因此，对现行体制进行修补的渐进型做法在改革伊始就被这些国家所放弃，转而采用了人们称之为“大爆炸”的改革策略。与此同时，许多为转型国家领导人做智囊团和顾问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充分掌握足可以让他们建设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但前提是要抹去一切社会主义的痕迹。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通过理性设计而建成，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中的“致命的自负”。早在几十年前，哈耶克就曾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发言中提到：“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建设自己想要的社会，而其实那些知识我们并不具备，这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害。”

中国能有幸逃脱致命的自负仅仅是一个偶然。在经济改革起步之时，中国并没有选择（实际上也没有可能）摈弃社会主义从头开始。相应的意外结果就是，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以一个全新的蓝图开始，而是延续着对旧体制的修补。

但中国并没有因对社会主义的坚持而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她也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不足。毛泽东逝世后的一场公开辩论，讨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前途、毛泽东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及中国以后将何去何从等问题。1981年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成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受意大利共产党日报《L‘Unità》采访时向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问题：“自从十月革命以来，60年过去了。为什么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发展上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也没有阻止他们重新评估甚至欣赏他们在出访中所见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负责工业发展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曾经在1978年11月6日到17日出访英国。王震被英国工人阶级所享受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震惊。在出访之前，王震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大部分来自马克思的作品。王震一度以为自己会在伦敦看到贫民窟以及贫穷与剥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工资仅仅是伦敦一个垃圾收集工的1/6。在访问结束之时，王震已经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守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等同于他所见的英国的发展程度辅以共产党领导，体现了一种脚踏实地地面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对共产党的忠诚。如果没有这种务实的心态做后盾，中国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将会扼杀任何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这既非源于共产党本身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体现出共产党在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所展现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但中国改革更为卓著的特征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在这个中国故事里，特洛伊木马实际上是“实事求是”的微言大义。当转型中的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室时，市场竞争的力量开始展现它的魔力。在尝试性的探索中，资源流向了能让其产生最大利润的领域，制度与组织结构的改革促进了集体学习的进程。中国在对毛泽东遗留下的体制修修补补的同时，不断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前行，最终在30年后发现，挽救社会主义的改革，引领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前苏联国家摒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则开始了以拯救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饥饿的村民在自己的村庄里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的表现超越了国营企业，个体户和创业者的兴起比国营企业的改革更能给城市带来活力，最终，市场经济完胜计划经济，市场终于春回神州大地。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

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改革之路，我们必须认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共存的两种改革。首先，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对政府领导的改革进行了明确的尝试。毛泽东时代重重经济灾难让在内战中赢得政权、一度踌躇满志的共产党内充满了迷茫。当中国领导人亲眼看到亚洲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战后高速的经济发展，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走了一段弯路。但他们也被在国外见到的科技创新和经济繁荣所激励。他们认为，只要向世界开放，向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就可以迎头赶上。中国的领导人知道眼前的路没有设计好的路线图，他们甚至不清楚这次旅程将带领他们走向何方。但无论如何，他们是无比坚定的改革者，渴望让停滞的中国经济重新起航。

由政府引导的改革始于1976年华国锋重启四个现代化，这个鼓舞人心的计划最初由周恩来于1964年提出，但迅速由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两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而束之高阁。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迅速结束了自我毁灭性的阶级斗争，着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年之后，充满雄心壮志的“洋跃进”开始了，希望利用外资来建设二三十个重工业相关的项目。但“洋跃进”运动并没有持续下去，1979年就被终止。“洋跃进”的失败一方面由于其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则因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邓小平和陈云重新回到政治中心，华国锋逐渐失去了权力。

随着陈云重新执掌中国经济，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79年4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迎来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第二轮国家引导的经济改革。新的经济政策叫停了“洋跃进”，尽管改革的字眼被纳入其中，但新的政策本质上是经济紧缩，最优先的事项则是“调整”。到底中国经济中什么最需要调整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洋跃进”。在陈云眼中，“洋跃进”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尤其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调。

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调整农业。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洋跃进”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继续了毛泽东时代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而忽视了农业。而农业当时是中国经济的重灾区，1978年《公报》中也明确承认了农业方面的严重问题。粮食短缺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是一个长期广泛存在的问题。《公报》中数次提到了中国农业的凄凉境地，并承诺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中国政府事后声称，改革由农业领域开始，也源自当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其他领域例如国营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的。此外，农业改革采取了诸多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采购价格，减少政府收购的配额，增加粮食进口，提高农民粮食消费的数量，鼓励副业的发展，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都有助于农业产出的持续提高，并在随后几年里缩小城乡差距。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真正启动中国农业改革的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草根阶层的穷苦农民和地方干部所做出的创新，这个来自民间的创举真正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闸门。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全国众多省内秘密施行后终于被有限放开，直到1982年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

在工业领域，调整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速对轻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产领域的政府开支，包括提高劳动报酬。这项政策的经济逻辑在于促进消费，减少经济尤其是重工业对资本投入的依赖。调整政策迅速提高了中国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除此之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1978年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改革措施，“放权让利”，从而实现经济分权，给予地方政府、城市中的企业以及农村的生产队等地方上的经济参与者更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除了在农业领域，“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主要在国营企业、国际贸易和公共财政这三个领域内推行。在国际贸易方面，这项政策有效地终结了外贸部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允许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自行设立贸易公司。在公共财政领域，新的政策从根本上使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地掌握了地方财政，不再完全依赖财政部。

毫无疑问，这项改革的关键目标是国营企业。与“洋跃进”致力于建设新工厂不同，新政策致力于改善现存国营企业的状况。尽管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四川省首先进行了企业改革的尝试，但直到1979年改革才成为全国性的政策。为了提高国营企业自主权，政府希望在不进行私有化的前提下，将企业的管理决策权移交给企业。旨在“增强企业活力”的措施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洋跃进”之后，再一次试图启动停滞不前的工业改革。由于中国信奉社会主义，企业改革更多地受到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而非经济上的考虑。因此，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改革为国企注入活力，提高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却并没有将国企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令人困惑。

“八字方针”的总体效果实际上相当有限，尽管所有的方法都指向了正确的方向。例如，中国政府在农业中采取的措施非常成功，迅速而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根本上来说，并没有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出来。然而，直到曾被政府严令禁止的家庭联产承包兴起之后，政府主导的农业改革的诸多缺陷才显现出来。与之相似的是，企业改革显著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但国企改革的缺陷依旧明显，只不过直到国营企业开始与私营企业竞争的时候，那些最严重的缺陷才浮出水面。

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这些运动有的被政府明令禁止（1982年之前的家庭联产承包以及1980年前城市中的个体工商业），有的不受政府重视（1980年后城市中的个体商业以及乡镇企业），有的则被政府小心翼翼地监控着（经济特区）。当饥饿的农民背着政府悄悄地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时，当农民为了更高的收入转向非农业生产时，当城市中的无业居民不得不自谋职业来维持生计时，当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为了改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渡到香港时，这场改革已经悄无声息地席卷全国。第二种改革就是我们所称的“边缘革命”。

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与坚韧的市场力量，与此同时国营经济却几乎在原地踏步。四种“边缘革命”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在政府所掌控的范围之外爆发。四种革命中的主角均来自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不同于社会主义的骄傲——被政府精心保护的国营企业——这些边缘角色或多或少地被政府忽视，尤其是政府认为它们的存在威胁不到社会主义时。尽管在现实中有着众多的阻碍和政治歧视，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居民迅速将他们获得的经济自由转化为企业家精神。逐渐壮大的非国营经济逐渐成为80年代以及之后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推动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领导的经济改革，包括“洋跃进”、“增强企业活力”等计划都没能将国企转化为自由的、有竞争力的企业。

即使是经济特区这个由政府引导的资本主义试验的成功，也体现着第二种改革，即民间改革的边缘化与草根特征。首先，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来自于广东省政府，因为当时的“逃港潮”——大量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让地方政府防不胜防，焦头烂额。邀请港商来广东设立工厂，雇用本地工人则是一种非常可行的应对偷渡的办法。其次，设立工业园或者经济特区理由在于，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之外，进行一场充满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的试验。这样，社会主义本身不会受到什么威胁，同时可以在社会主义边缘地带试一试市场经济。

在整个80年代，这些边缘力量在迅速成长，国营企业却在艰难求生。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像俄罗斯或者东欧那样在改革一开始便饱受经济衰退之苦；总体经济自改革伊始时就一直维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尽管国营企业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重。当在国家保护下享受特权的国营企业日益式微之时，非国营经济却在茁壮成长。

2010年1月的《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发布的大胆预测，他认为中国经济到2040年将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美国只能占据14%。福格尔的预测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批评者们认为福格尔“完全高估了中国全能的政府力量”。在此，我们必须重申我们一直强调的观点，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全能的政府力量”。如果中国经济的成就真的来自政府，那我们对于中国市场经济未来的信心将大为减弱。在本书中，我们多次提到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但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从来就不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醉心于体系的人”（manofsystem）。毛泽东建构宏图大略，然后高屋建瓴，将自己的宏伟蓝图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但邓小平的脚踏实地使他无法接受任何与事实不符的理论。几乎没有人怀疑，如果没有邓小平坚持不懈的务实精神和老练的政治方法，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将会完全不同。但造就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的根源则是充满了乐观、活力、创造力和决心的中国人民。

我们对中国经济持有的乐观态度与福格尔教授相同，但我们在此呈现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够定量地预测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人批评福格尔高估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但即使我们将他的预测减半，也不能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尽管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中国依旧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几十年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之后，现在的中国依旧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现在众多的农村人依旧渴望着进入城市，追寻更好的工作与生活，这给中国继续城市化与工业化创造了空间，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速度令人忧心忡忡。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对生育进行财政补贴，中国政府应该为大部分中国人对大家庭的渴望而感到幸运。如果人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并积极创新，而不是在计划经济下排队等着分配工作，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当初，其本意仅仅是一个紧急措施，如果实行时间过长，则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与严重的影响。

如果劳动者不能自由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商机、自行创业、参与自由竞争，即使他们受到了高等教育，也不能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从改革的开始阶段，中国已经为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和鼓励创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上百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国企股份制改造带来的中国劳动力资本向私营部门的转移，是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两大主要渠道。全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展不仅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经济利益。但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上依旧存在诸多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和农民工面临的各种体制壁垒。只有深化改革才能逐步消除这些制度障碍，为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显然也经历了巨大的飞跃。在改革之前，私营企业是非法的；而现在，私营企业已经被承认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是，创业者们依旧要面对许多偏见和厄境。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依旧来自政府垄断。大部分国企自9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被重组或是股份化，而剩余的国有企业则进入了一些垄断部门，包括银行、能源和通信行业。这些垄断性的国企在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利益集团。2008年开始实行的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更加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实力。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大部分银行信贷都流入了国企和地方政府。国有经济通过廉价的信贷和其他政府力量，挤压私营经济的成长空间。2009年，《财富》500强名单中史无前例地出现了34家中国企业的身影（不含3家香港企业）。然而，其中只有一家是私营企业。到了2010年，42家中国企业（不含4家香港企业）进入了《财富》500强名单，只有两家是私营企业。

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国家所有制本身，而是那似是而非的假设，总认为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种论调曾经一度被用来替政府垄断和限制私营企业进入一些被认定是“具备战略重要性”行业的政策辩护。而现实中，政府垄断使众多国有企业成为肆无忌惮的征税者，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使21世纪以来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这些简单快捷的利润让国企悠然地活在市场纪律的管制之外，从而隐藏了它们的弱点。由于可以获得垄断性的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被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除此之外，虚假的高额利润迅速扩大了垄断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日益增长的工资差距。例如，垄断性国企雇用了全国8%的非农业劳动力，但这些员工却享受着占全国55%的工资。国企的垄断性利润甚至使它们在一些对私营企业开放的行业中也占据了优势。国企利用其政治关系和垄断利润迫使私营企业撤离或是将对手收购，弱化了市场竞争。国企的存在也削弱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例如，即使不考虑国有银行与国企在政治上的种种关联，国有银行也更喜欢贷款给国企，因为国企享受政府保护的高利润，从而有较高的偿款能力。私营企业，尤其是刚刚创立的，经常由于自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失败的可能性，无法获取银行信贷。因此，有着稳定和安全客户的国有银行可以不与私营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放弃了学习如何更好地筛选、监控贷款者的机会。这让国有银行更加不愿意向私营企业发放贷款。

全民所有制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并保证共同富裕的陈词滥调，已经被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证伪。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哲学家的智慧依然熠熠生辉。中国古书《商君书》（商鞅曾帮助秦王两次变法，而使秦国后来居上，并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有言：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从早期中国哲学家慎子的作品《慎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权利划分重要性的论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像商鞅所建议的一样，将自己纳入法律监管之中，国企巨大的垄断势力也就不会那样令人担忧。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政府所有制的压力之下，大多远离法治。当拥有巨额资产的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时，不可避免地会诱发公权私用，公产私分。腐败的政治产生了掠夺与不公正，种下了社会不安定和政治混乱的种子。当国企凌驾于法律之上和市场纪律之上时，不仅私营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也如同慎子和商鞅所描述的那样，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将危如累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