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及的两个移民村落，我们暂且就叫它们A村和B村吧，实际上都既是实体村，又是非实体村。我们用“村落”而不是“村”的概念，是因为它们并非通常意义上带有行政意义的完整村落，也不是一般情形下的自然散村。说它们是实体村，不仅在于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村庄生活共同体，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组织。说它们是非实体村，在于它们内部的村庄认同和归属感并不强烈，村民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我们村”的概念。

A村位于大渡河正源玛柯河支流的则曲河畔，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自愿移民”村落。它的历史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内地一些因灾荒或其他原因“流落”到这里聚集而成的“小农场”，人口不过二三十人，后来在大办农业的口号下，一批干部下放到这里，成立干部农场，一度达到300多人的规模。在大部分干部“解放”回到原单位后，农场规模变小，只剩下30多人，但都是“吃国家供应的单位人”。由于这些“单位人”在本地很难找到媳妇，大多数人又回内地老家找媳妇，然后带过来，于是农场的人员又增加不少，逐渐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到现在，全村在籍的有60多户200多人，常住户24户84人。A村的生产活动几经变化，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种植青稞、洋芋、油菜等，集体办有养猪场。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当时人均耕地近四亩，不算边角地。1991年县农牧局征用了全村大部分土地，各家各户只留少量自留地，主要用于种菜自食，2005年县科技局又租用了30多亩村民的自留地，建立中药材实验基地，至此A村只剩下2亩多机动地了，被迫实行生计转型。现在大家已基本实现生计转型，把生产活动从种养殖业转向二三产业。在我们走访的A村17份样本中，2户种植大棚蔬菜，3户养蜂，4户开摩托车修理店，1户开汽车修理，1户经营餐饮住宿，7户开小卖部，跑运输3户。而且过半家庭不只从事和经营一样生计活动，如从2006年起，A村作为该县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就立项了养蜂（3户，90桶）、养猪（计划搞3年，实际上只搞了1年，共9户276头）、养羊（搞了2年，每年100头，共200头）、养牛（2009年100头）、大棚蔬菜（3户）。

同时，他们已经不太关心土地了，也不太关心村子的未来，他们更关心自己子女今后的安排和如何“下山”，也就是回内地或老家。村民对村庄没有太多的留恋和太深的感情，他们对村庄的认同绝大部分仍都是老家的村而不是现在居住的村，尽管他们在老家已经没有了户籍和土地。虽然同当地原住民（藏族）在生产生活上有一定的依赖性和互补性，但基本上仍是两个生活圈和文化圈。

B村位于大渡河正源玛柯河畔的一个县城边，村史比较短，是从2005年三江源保护区实施生态移民工程以后才开始形成的一个移民定居点。其村民全都是从草地退化严重的高山牧场迁移出来的藏族牧民。第一批“村民”有50户200多人，由于生态移民工程的继续实施，“村庄”会继续扩大，“村民”越来越多。在组织管理方面，B村既不是传统的游牧村落，成员间原来的地缘和亲缘关系已经被打破，但也没有按照现代的城镇社区模式来组织，他们领取迁移补助和生活补助都是以原来的村（牧委会）为单位。村民虽然有共同的身份——同一定居点的居民，但在认同上还没有适应和稳定，彼此的关系更多是以原来的村（牧委会）或者是更久远的“部落”为基础来认定的。村民原来以游牧牦牛、羊为主，兼采挖虫草等药材维持生计，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搬迁到移民定居点后，大部分村民在采挖虫草的时候回牧场采挖虫草，其余时间处于无业状态，生活和交往的网络圈非常狭小，虽然觉得定居有很多好处，但还是难以融入到城镇的生活和文化中。只有少数村民实现了生计转型，在从事二三产业的同时，以积极的态度适应城镇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

笔者在B村走访的40份样本显示，大部分村民除了挖虫草的收入和政府补助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其中，以虫草收入为第一收入来源的有18户，以移民补助为主或仅有此项收入的有14户，经营二三产业为第一收入来源的有8户。从生计活动来看，只有少数村民实现了生计转型，家中没有一人实现生计转型的无业户达15户，有1人以上做生意、跑运输、做藏服的有25户，但整体来说，就业状况不太理想，收入不稳定。

事实上，尽管两村的生计资产总值都不高，但A村却明显高于B村。在人力资本、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方面，B村除占有虫草资源优势外，其他各项都明显弱于A村。但因为虫草资源越来越少，而且A村在收购、贩卖虫草、甘松、贝母等中药材方面盈利不少，这样就消弱了B村仅有的优势。

在家庭从业人员上，A村要明显强于B村。A村成年人口中，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不论男女即便是老年人都有从业收入，或者开小商店，或者圈养猪羊。而B村的老年人基本上没有从业收入，年轻妇女除采挖虫草外，主要是家务劳动，一些青壮男子，在采挖虫草之外也是无所事事。这些都表明，A村的生计活动远比B村活跃。

教育和健康状况，不仅是生计资产的重要指标，而且对于居民的生计活动、生计转型与社会适应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从两个村的情况来看，A村涉访人数58人，其中成年人39人，其中小学文化8人，初中文化17人，高中文化9人，中专2人，大学1人，文盲2人。B村涉访人数162人，其中成年人99人，最高学历藏文初中，文盲60多人，全村不到10人会说汉语，而且不太熟练。A村常年身体不健康的只有1人，而且是高龄老人；B村有47人常年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占走访人数的29%，有的甚至很严重，如肝病、结核病、胃病、妇科病等，青壮年群体特别是妇女健康状况不太理想，人均医疗费远远大于A村。

由于两村教育和健康状况的不同，使两村在生计转型和社会适应方面呈现出极大的差异。A村因为教育程度较高，又有一定的圈养技术和非农牧技能，所以在失去耕地后，能发挥自身长处，利用地方资源优势，抓住政策和市场机遇，比较及时、顺利地实现生计转型。B村因为教育程度很低，又缺乏舍养技术，少有其他非牧技能，在移民后的生计重建中比较被动，除了少数村民能寻找到替代生计，实现生计转型外，多数人难以改变“无技能、无文化、无本钱、无社会关系”的局面，生计活动空间狭小。

由于生计的多样性不同、社会适应能力不同，两个村的村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及改进措施也存在很大差别。A村的17户中，对现在生活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有14户，占82%，不满意或无所谓的3户，占18%；B村的40户中，对现在生活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34户，占85%，不满意或无所谓的6户，占15%。在A村的生计资产、生活水平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明显高于B村的情况下，为什么B村的生活满意度还要高于A村呢？我们认为与两个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及原来的生活状况有很大关系。A村村民以汉族为主，生活面向比较世俗化，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生活的参照点是城里或内地的生活。B村村民全是藏族，信仰藏传佛教，生活面向的世俗化比A村要弱，生活的参照点是原来在牧场的游牧生活。

对未来生活的预期，A村多数村民希望子女能有良好的教育和职业，能够进城或回内地发展，而且已经有一部分进城或回内地了，对未来的信心比B村要足，生活设计比B村明晰。A村的17户调查对象中，对未来生活有信心的16户，占94%，无所谓的1户。B村的40户调查对象中，对未来生活有信心的27户，占67%，没信心、没想过、不好说或无所谓的13户。对于生活中的困难，A村17户表示都有困难，或者资金不足，或者信息不通，或者是对市场风险的担心，倾向于发展性困难；B村有31户表示有困难，其中没有稳定收入的18户，健康问题的15户，生活问题的3户，没牛粪的2户，缺少本钱做生意的2户，倾向于生活或生存性困难。对于如何改进生活，A村有16户表示有改进措施，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是从集体的角度，希望充分运用国家政策，争取政府项目，改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是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希望获得更多的教育培训，争取政府资金贷款和信息服务，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扩大现在经营规模；B村明确表示没有措施的7户，有应对措施的23户，其中多数仍停留在采挖药材特别是虫草的传统生计上，部分表示要做生意、开商店、跑运输等，有20户希望获得政府资金贷款或非牧技术培训，其余20户却希望通过获得政府资金救济来改善生活。

总之，作为两个不同性质的移民村落，虽然也有因隶于不同行政区划的政策差异和不同的区位资源差异，但在生计重建与转型、社会适应与未来生活预期等方面的差异主要还是自身的因素造成的。虽然都把生计的多样化作为基本策略，但作为以藏族为主的生态移民村B村，因为教育程度低，健康问题比较突出，加上原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和非世俗化的生活面向，使其在生计发展与社会适应等方面都显得比以汉族为主的自愿移民村A村脆弱。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第20期 红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