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乡土守望”成了一个颇有道德感和惆怅诗意，有着某种悲壮况味的流行语。发出如此感慨的人大概已经离开了乡土，或下决心离开乡土，一股依依相惜之情油然漫涌。世世代代生活于乡土的农民，比如我的李氏“五福堂”家族自甘肃迁入江西，经新余再迁入上犹的营前，再迁现在的县城中山路——当时属于城外，又眨眼数百年，从来没有“乡土守望”的说法。客家人家藏一部族谱，是以祖上的荣光和尊严自持，并不是乡土守望。1950年代前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进城谋生的人并没有“乡土守望”的慨叹。也许那时中国无处不乡土，寻找一个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一个呼喝就过去了，没什么牵挂。但相关的人只是一人几人或一个小家移居都市，大家庭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立即赶回来了，非常自然，比如我在本书中所写的，20世纪初年上犹营前陈鸿钧陈鸿藻兄弟留学日本，跟随孙中山，后成为民国的高官或企业家，他们在外面发展，同时老家也在发展，老家一遇到棘手的事，他们义不容辞地回来相助，根本不会整个“大家庭”或大半人村子外迁，又有谁慨叹“乡土守望”?在我看来，现代城市的发展不是建立在乡村的凋蔽之上;如此生活格局倒是昭示了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方式，可惜这样的方式被动荡中断了。

　　所以，“乡土守望”说法的背后，有一个大面积城市化——现代化提速的生活动荡与心灵动荡，有过“农村农民农业真苦”的历史过程，而当代中国，国人又形成“赶大势”、“挤车”的焦虑心理，生怕政策多变，把不住某个机会，也就失去了将来可能的一切。现实也正是这样。国人血液里有着乡土的基因，加上现实中竞争激烈的原因，好不容易挤上“某班车”(比如进入城市)，可是生活并没有稳定下来(在城市做工几十年的工薪族还是被叫农民工受人歧视)，心灵更是无法安妥，只有枕戈待旦，加上乡村的男女中坚纷纷离开，乡村虚空而落寞，不像县乡自治年代乡村有股热力和凝聚力(请看沈从文的《长河》，我的纪实文章也证实了这一点)，鲁迅《故乡》所写的一幕幕竟在当今时代的乡村延续着，置身城里的人若有所失，于是宁静从容不乏热力的乡土如皓月时时在心底升起。真正说起来，这还不能叫守望，只能叫回望——无奈的回望，就像南方乡村五六月鹧鸪叫的(偕音)：归不得，我哥哥!

　　可我并不是离乡进城的打工仔，而是知青下放乡村十几年再回到出生地县城，可以说我像别的知青，迫不及待地回了城，没有“乡土守望”的矫情，但我缘由文学创作，在回城后无数次(或工作或采访或闲游)往返乡土，特别是我的长篇小说创作中，都是以我的乡村体验为叙述动力，以乡村中的家庭家族的盛衰为主要内容，如雷达给我指出的，“通过家族家庭来透视民族根性，解剖传统文化，是选择了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视角，”而且写出了不同于流俗的独特性与深度。(《南方土地的精灵》)我目睹这数十年来乡村处于一种颓败之势，在反复的政治运动折腾中，乡村浮现精神之熵，又逢90年代以来中国加入全球化所带来的看得见的乡村动荡——乡村加快凋蔽，于是在精神层面我被人称为“乡土守望者”。其实我是一个寓居县城的乡土守望者。守望何为?该破败的会破败，该新生的等待新生。这么说来，我跟那些离乡背井到城里找生活的打工仔一样，唯其离开乡村，才频频对乡村产生回望。而那些真正仍在乡村为生存生活奋斗的乡亲，他们更多的只是生活的接受者，倒没有发出“守望”的慨叹。

　　然而，我确实又是一个乡土守望者，那不是基于我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基于我往返乡村中对过去乡土不断有震撼性的发现;乡村许多有血性有文化品性有价值的人(精英或凡人)，他们早就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或被遗忘，他们早就被淹没在意识形态化的言语中，但他们有声有色的存在过，他们隐没在乡土的深处——乡土微弱的呼吸里。更是基于，我在为县政协文史委撰写的，以真人真事家园情怀为底色的系列文史文章时，我的触觉，我的精神，一次次契进乡土的深处，徜徉于乡土的过往时光，开始是《九狮拜象探源》，接着是《南赣寻梅》，到了近几年，更是《王继春在上犹》《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家园情怀：永不褪色的生命本色》一类的大块文章。通过写这类纪实的文史文章，过往年代乡村的各式人等的精神面貌在我面前清晰起来，我扪触到乡土有过的强劲的呼吸。这些文章，比之于我的小说，更直观地显现我的乡土守望的姿态。当然，由于县政协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在我带着思想观点思想激情一路写来的时候，他们持一种宽待之心，当然我在宏观上能够把握，我在我们民族走向未来(民族现代化)中捕捉时代之光，进而发掘和发现我们足下的乡土，曾经的乡土。质言之，就是在现代性的烛照下，一次次返身向我们曾经辉煌尔今沦陷的乡土进行探寻。

　　如此说来，抬头看路低头寻觅成了我这个乡土守望者的基本姿态，也使我的文章富有现代气息和现实感。准确地把握我笔下的人和事，把握其心理和情感，必定有个还原当时的存在情境和文化情境的过程，应用现代社会学、现代哲学、现代文化哲学、现代心理学(包括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等)和现代美学的思想方法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精神视野要宽广，这样才能掘深井——发掘到乡土的深处，人的心灵的深处，并找到与当下现实情感共鸣之处。比如[美]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研究著作《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50年初版，1963年又版)就是在现代视野里出现的。

　　说到底，所谓乡土的深处就是人的心灵的深处，当然也是现代人心灵的深处。我们现代人的心灵中蕴藏着许多与乡土相连，却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更不用说我们因功利考虑而有意漠视甚至拒绝的东西了。历史于我们是并不轻松的存在，我们也不必听任历史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恰恰构成了今天时代我们迎对生活挑战的一个心灵欠缺，一个深巨的精神创伤，因此，我们许多自以为主流和光彩的东西恰恰是糖精——有害我们身心的东西，坦率地说我们一代几代都是吃“糖精”长大的(我在长篇小说《恍惚远行》刻划过乡村一个吃“糖精”长大的精神病患者凌世烟)。这样的“糖精”无视和排斥真正的乡土传统。于是我们又知道这样一个现实，在乡村凋蔽败落之前，乡村良心的颓败早就开始了，而且大面积蔓延，于是我们的乡村不像先前，经过一次血与火的动荡，很快会恢复生气和生机，呈现热力，新的人才又从乡土产生，而是乡村精英往城市里挤，乡村仅仅成为掠取的对象，提供氧气和清泉的度假场所，说一句哲学语言，就是乡村失去了主体性。

　　从心灵——精神建设，我们都有不俗的乡土资源，那些民族脊梁或乡土良心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是他们是否得到正视，并成为我们的主流生活的有机组成。在我，一旦“发现”他们，就满怀正义感和激情做跟踪采访，力争还原他们本来面目，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一项自找苦吃、当然也充满快乐的工作。

　　我所发掘的基本上都是我所在县的乡土资源，而且着眼的都是悲剧人物或草根人物。我以为，配合宣传写成功人士(包括实际悲剧表面却喜剧的普通人)总有那么一种矫情——扭捏作态的意味，只要稍做历史文化情境上的“还原”，就能发现其背谬，而那些所谓的作家，要不就是受利益驱使，要不就是认知水平所限，他们无视乡土的精神创伤，而做鹦鹉学舌的廉价讴歌(如用“桃花盛开的村庄”一类漂亮言词遮蔽素颜并受伤的村庄)，恰恰是这样的写手，神圣地把自己定位为乡土守望人而陶然自得。他们守望的是文章外的利禄实惠。真正的乡土守望者内心是痛苦的、悲悯的，甚至是撕裂的。略举一例，赣南某县一位半个世纪盼望参加红军的丈夫归来的乡村女人，如今成了大红大紫的配合宣传的人物典型，好几个所谓作家为自己利益上能得分，而无端拔高其革命情怀，谁会关切她事实上的凄凉命运?其实，她的坚贞和坚守，更多的来自乡村传统文化!如此拔高的笔墨怎能抵达人物的真实心灵?

　　不是说一句抵达乡土深处就立马可以抵达，那些蒙受岁月尘封的心灵需要我们小心拂去其“尘埃”，才能恢复有血有肉有缺点却是真实的存在。人与人的心多么相近(可以己度人)，但要了解并理解一个过往的人，从一个语境进入另一个即乡土语境，要付出不亚于万水千山的艰辛，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吊诡之处，我们轻慢和曲解传统太久，我们已经感觉不了乡土不但是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心灵即精神的存在。说还原也好，溯源也好，探寻也好，我却获得了心灵的放松与喜悦。

　　我以自己的姿态、路径和思想方法成了“乡土守望”的这一个，我力求更真实些——更乡土些，力求写出种种社会世相下乡土的真实灵魂，作一次乡土启蒙的自我实践。

　　这里我借书中一篇文章的附记的一句话：现实(物质)之水与时间之“水”，加上陈旧过时的观念，障蔽了古往山乡这片热土，但是新世纪太阳的朗照，我得以眺望云端中的先贤，聆听并感受到了历史的回声。我追求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的统一，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感受今天的家乡，也感受家乡的历史文化传统即文化底蕴。在深掘并展现上犹的文化灵魂上，我还要继续努力。

这是为自己非虚构作品集《昨天的地平线》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