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增长是贫困率下降的主要推动力。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减贫的速度和效果出现明显递减的趋势，扶贫成本大幅度上升，贫困存在形式出现了明显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本文提出了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步伐；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加快调整贫困地区经济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多元化扶贫机制，积极推动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扶贫；把贫困地区妇女的扶贫作为重点；积极采用和推广新型的扶贫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对策与措施，以此达到消除贫困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增长；农村贫困

经济增长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实惠是绝对的，但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我国仍有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没有完全消除贫困。2003 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高达 9.1%，而农村贫困人口却比上年增加了 80 万，同时，近几年扶贫成本大幅度提高，而减贫的速度几乎停滞，表明经济增长中的贫困问题更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
1 经济增长与贫困的关系
1.1 经济增长是贫困率下降的主要推动力
根据国家计委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20 世纪90 年代，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 0.8，即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可减少 0.8%［1］。从 1978 年到 2005 年，中国 GDP从 3624.1 亿元增加到 182321 亿元，增长 49.3 倍，人均 GDP 从 379 元人民币增加到 14020 元，增长37 倍。而农村贫困人口从 2.5 亿减少到 2365 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 30.7%下降到 2.8%左右（表 1），这与世界贫困人口从 8 亿增加到 13亿形成鲜明对照。中国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 20 多年来年均 8%以上的经济增长。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是减少普遍贫困的基础和主要推动力。
1.2 贫困减少幅度出现明显递减趋势
我国年末贫困人口存量从 1978 年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1978—1985 年全国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为 1785 万人，1986—1990 年的 5 年间，平均每年减少 800 万人；1991—1999 年，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为 848 万人；但是 2000 年、2001 年、2002 年，贫困人口仅分别减少 203 万人、270 万人、110 万人，2003 年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 80 万人（表 1），总数为 2900 万人。而这几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3%以上，但减贫的速度和效果却远不如 80、90 年代明显，甚至有停滞的趋势，这说明当前的贫困存在形式出现了明显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在经济增长中的反贫困已经进入新的攻坚阶段。、
表 1 1978—2003 年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困的部分数据年贫困人口减少量（万人）
年份 经济增长率（%） 贫困线
（元） 年末贫困人口存量
（万人） 年贫困人口减少量（万人）
1978 11.7 30.7 100 25000
1984 15.2 15.1 200 12800 12200
1988 11.3 11.1 236 9600 2600
1990 3.8 9.4 300 8500 1700
1999 7.1 3.7 625 3412 798
2000 8.0 3.4 625 3209 203
2001 7.5 3.1 630 2930 279
2002 8.3 3.0 627 2820 110
2003 9.5 3.1 637 2900 -80
2004 9.5 2.8 668 2610 290
2005 9.9 2.8 683 2365 245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4；国家统计局：1978—2004 年贫困线、贫困人口资料；2004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
1.3 扶贫成本明显上升

经济增长中的脱贫成本不断上升也给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带来巨大阻力。在 2000 年之前平均使一个贫困人口脱贫的中央投入扶贫资金（包括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和信贷扶贫资金）大约要1000 元左右，而到 2000 年，相应的资金已高达12216 元左右。2000- 2002 年的平均成本约为 13918元［2］，成本上升的幅度显而易见。换言之，投入相同的资金，过去可以使 13 个贫困人口脱贫，现在只能使 1 人脱贫。成本上升对落后地区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又形成新的难度和压力。
2 新时期贫困存在的形式与特征
2.1 贫困由面状分布转变为点状分布
进入新世纪，贫困的存在形式和贫困人口分布呈现点（14.8 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我国现阶段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石山区、风沙区、干旱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病高发区、库区以及滩区等，并且大多居住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高原山区和沙漠边缘区。目前，分布在 592 个国定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仅占全部贫困人口的 50%，在国家级贫困县中有富裕的乡、村，在贫困村中有富裕户，在国定贫困县以外还散落着约 50%的贫困人口［3］，形成了人们比较容易忽视的插花式的贫困现象。甚至一些贫困地区的生存环境极端恶劣，基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经济增长对这些地区的辐射度很低，只有通过政府和扶贫组织以保障性投入来达到反贫困的目的。
2.2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但绝对贫困相对缩小，相对贫困有扩大的趋势
绝对贫困是一种低于维持身体有效活动的最低指标的生存状态。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居住在土地贫瘠、资源短缺、气候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山区和黄土高原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另外，特殊群体贫困发生率高，如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对象、少数民族等，并且占贫困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在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贫困人口的 40%左右，残疾人口占 25%左右。2003 年全国有约 6000 万残疾人，其中 1200 万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据估计，有 20%的残疾贫困人口生活在国定贫困县中［4］。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使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逐年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1978 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 2.57∶1；2000 年扩大到 2.79∶1；2005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 3.22∶1［5］。加之地区差距、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逐年增长。
2.3 配套改革滞后，“三无农民”成为新的贫困群体
“三无农民”是指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整个“十五”期间，我国耕地净减少面积达 616 万 hm2，全国城乡新增建设用地219 万 hm2。1990—2004 年，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由1.3 万 km2扩大到近 3.4 万 km2。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不降反增［6］。根据测算，每征用 0.09hm2耕地，就伴随着 1 个农民失业，仅“十五”期间就约有 6600 万农民因失地而失业。同时，由于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农民获得社会保障比例很低。2002 年全国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仅有 3%，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仅有 0.5%，合作医疗的为 5%，获得救济的为 2.9%，获得救灾的仅为 1.2%，还有 72.5%的农村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4］。
2.4 因病因学致贫已成为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近几年来，农村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现象日益突出。90 年代末，曾覆盖全国 90%以上的农村合作医疗仅剩 6.6%，而 87.4%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使得 65%的农村患者因经济困难应住院而未住院，33%的患者应就诊而未就诊。我国农村每年因常见和重大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已高达 400 多亿元，一旦某一家庭成员得了重病，整个家庭将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7］。2004 年 11 月 5 日，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在贫困山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农民患病未就诊的比例达 72%，应住院未住院的占 89%。有 40%至60%甚至更高比例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受教育产业的影响，教育收费超乎寻常的快速增加，学费日益昂贵，家庭成员接受高等教育要支付巨额费用，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造成了很多农户对子女上学开销的畏惧。2001 年以来，全国普通院校每年学费平均高达 5000 元，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 2 倍多，一名大学生年均花费超过 10000 元［8］。所以，一名大学生就能导致一个中等收入的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状态。农户收入与教育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的畸形发展状态，大学的教育费用让普通农民家庭难以承受。
2.5 农产品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导致土地边际收益递减
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程度低、规模小、经营分散，农产品加工业多为初级加工，多数农民的收入结构单一，增长缓慢。由于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农民不得不采取增加投入向土地要效益，以甘肃省为例，化肥、农药施用量 2004 年分别比 1978 年增加了 2.32 倍和 2.9 倍，而粮食产量仅增加了 57.8%，年均仅增长 2.22%［9］，单位耕地面积增产潜力不大，但由于农资价格的居高不下，使农民增产获得的收入被农资价格的上升完全抵消掉了，导致耕地的边际收益徘徊不前甚至递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2.6 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失使落后农村摆脱贫困的能力大大削弱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加快，城镇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外出农村劳动力主要以 18—40 岁青壮年为主。在甘肃省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中，40 岁以下的人数占 80.95%，其中：16—25 岁的占 26.3%，26—40 岁的占 54.67%。从接受教育程度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21.87%，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46.9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8.9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3.87%［1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主的农村基层骨干大部分流失，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军由以前的青壮年男劳力转化为妇女和老年劳力担当，致使农业生产经营发生困难，甚至一些家庭由于劳力有限，出现耕地撂荒现象。这样，即使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能够挣回比他从事农业较为可观的工资性收入，这部分收入除分配到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消费上，还有一部分要投入到家庭维持口粮供给的低效率、简单的再生产中，这种状况造成了低效率的资金运用和低效率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本来贫困地区人力资本匮乏，这种流失使一部分家庭失去农业生产决策中的主心骨，对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信息的捕捉、市场动态的把握及农业生产决策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无力进行减贫脱贫的生产经营活动。
3 消除农村贫困的对策与思路
缓解和消除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贫困问题的全面最终解决必须依靠经济增长能力的提高。
3.1 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提高经济增长能力
人均土地资源太少、单位面积投入太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太低、生产集中于种植业是农村农民贫困的根源。要想消灭贫困，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转移农村中的农民。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78- 2005年我国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 1.4 亿人，使非农就业份额从 1978 年的 29.5%上升到 2005 年的 55%，城镇化率已由 1978 年的 17.92%，提高到 2005 年的43%［5］。第一产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从 1978 年的28.1%下降到 2005 年的 12.5%，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 23.7%上升到 40.3%，2005 年 GDP 比 1978 年增长了 49.3 倍［5］，从而使农民收入水平和减贫速度大幅度提高，这说明农民收入增长对城镇化的提高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积极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以产业为支撑，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减轻单位耕地面积人员压力。
3.2 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根据世界市场经济二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以工业化思维来谋划农业产业化发展是跳出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就是用工业的先进理念包括市场理念、标准化生产理念、品牌理念、营销理念、成本效益理念等来指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用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以工带农，整合资源，通过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的良性互动，兴工活商，依托农业资源办工业，以农业产业化为联结点，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的协调发展，进而带动农村各项事业共同发展，达到整片推动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和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3.3 加快调整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6.8 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 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2610 万人，其中西部地区占了一半，且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山区的占 51.4%，而连续贫困的群体有 76%居住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有 46%的人均耕地不足0.07hm2。此外，重点县劳动力文盲率高达 14%；而在连续 2 年贫困的农户中，劳动力的文盲率达到28.1%［11］。所以西部地区应以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气候和资源、品种多样化、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因地制宜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提高种植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养殖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积极发展“公司 农户”和订单农业，引导和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3.4 建立多元化扶贫机制，积极推动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扶贫
（1）稳步推进开发式扶贫，建立瞄准个体的扶贫机制。开发式扶贫是对传统分散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是中国政府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扶贫开发的目标不只是解决温饱，而是为实现小康奠定基础。针对绝对贫困人群，建立瞄准个体扶贫机制。首先对于贫困人口中的“五保户”、“残疾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瞄准个体扶贫是唯一选择；二是对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应采取移民搬迁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三是扶贫开发的瞄准机制和扶贫体系必须向个体倾斜；四是建立开发重点瞄准个体的机制，将扶贫资金落实到村到户，使贫困人口能真正用上扶贫资金。
（2）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包括国际社会）参与扶贫。消除贫困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首先，政府应是扶贫开发的主导力量。从 1986 年以来，国家大幅度增加了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和发展资金），但所占 GDP 比重偏低，1986 年仅为 0.41%，2002 年下降至 0.28%［2］。根据我国目前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国家应在 5 年内将扶贫资金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1%，使国家扶贫资金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扶贫工作将会发生根本性改观。其次，进一步动员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扶贫开发，继续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组织社会捐赠。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统计，2000 年通过非政府组织投入扶贫工作的社会捐赠达到了 36.9 亿元，1994—2000 年，来自国内外的社会扶贫投入占总投入的 22%［12］。三是进一步争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援助性扶贫项目和金融贷款。要加强对国外援助性扶贫项目的管理，努力提高外援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
3.5 把贫困地区妇女的扶贫作为重点
贫困地区，妇女的状况已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妇女处于弱势地位。据农村贫困监测资料显示，目前甘肃农村贫困地区女性劳动力参加各种技能培训的仅占 4%，低于男性 2 个百分点；担任社会职务的女性劳动力只有 2%，低于男性4 个百分点；外出务工的女性劳动力仅占女性劳动力总数的 7%，低于男性 23 个百分点；女性外出务工者人平收入为 2239 元，低于男性收入 560.26 元［13］。另一方面，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以及子女养育的主体。根据全国妇联和统计局 2002 年 9月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农村劳动力中农村妇女已经占到 60%—70%，而且大都分布于技术要求偏低、劳动密集型的农村产业中。目前，我国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为 82.1%，比男性高 17.4 个百分点，而兼营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男性为 35.3%，比女性高近一倍［14］。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对于农村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而言，妇女的工作能力、健康状况、知识水平和各种技巧秉赋通常是一个家庭得以生存的唯一支柱。经济状况越差的家庭，妇女参与劳动以及她们对家庭总收入的相对贡献也越大。因此，应加强妇女的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实行妇女就业计划，改善妇女的教育和卫生保健医疗条件，设立妇幼保健专项基金、妇女儿童重点疾病防治和监测专项经费，确保母婴保健水平的提高。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疾病发病率，杜绝因病致贫返贫的各种途径，摆脱来自疾病的困扰。
3.6 积极采用和推广新型的扶贫模式
（1）实施“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当前，集中连片、大面积的区域性贫困现象明显减少，更多的表现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贫困人口也主要分布在一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条件恶劣的贫困村。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要求对扶贫的方式作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使扶贫开发工作必须下沉到村，扶持到户。①新阶段扶贫开发要以贫困人口集中的贫困村为单位和重点，以村为单位制定扶贫开发规划，整合资金，集中力量，保证资金的投入强度，整村推进。②在整村推进过程中实事求是，解决群众要求迫切的问题，特别是听取贫困农户的意见，向贫困农户倾斜，在瞄准贫困群体上下功夫。③整村推进
应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相结合，坚持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先行，为整村推进搭建基础平台。④与产业化扶贫相结合，走特色资源开发之路。⑤与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相结合，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有效避免农村贫困的代际传递。
（2）“参与式”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赋权，使社会各种角色在发展进程中平等参与，最终在社会变革中共同发挥作用的一种扶贫模式。①积极推进扶贫开发“以人为本”的“造血”式扶贫思路，对重大事项交由群众表决，激发群众主动参与扶贫开发、发挥自身优势、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积极性。②要围绕贫困农民需求谋划新农村建设，根据农民意愿推进新农村建设，主要依靠农民力量搞好新农村建设。不搞强迫命令、不搞包办代替。③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切实发挥好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3）“一体两翼”的扶贫模式。整村推进，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谓之一体。培训促进劳动力转移，发展龙头企业谓之两翼。只有处理好一体两翼的关系，才能使贫困地区社会经济飞出穷窝，迈向小康。因此，一要加强劳动力培训和转移；二要努力构建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双赢”模式，扶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化建设的产业扶贫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4）继续坚持“利用外资”的扶贫模式。①继续坚持“积极争取、有效利用、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指导原则，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贫困群体以及国内扶贫资金供给等情况，制定利用外资扶贫、开展扶贫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长远规划。②在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外资扶贫领域的基础上，将根据外资扶贫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国际发展机构在贫困地区的新战略进行调整，进一步加强相关部门与外资扶贫机构方面的合作力度，不断开拓新的外资扶贫领域，为更多的外资进入贫困地区扶贫领域搭建平台。③继续探索新的融资渠道，开展国外贷款和财政资金捆绑使用的试点。
3.7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失地农民和农村老、弱、病、残者的正常生活需要。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的经验，应根据地区差别对处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农村特困户建立低保制度。二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强农民自我保健意识。三是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的基础工作和以人为本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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