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不发达国家全都存在着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村在各方面都远落后于城市，农业的发展远落后于工业，农民远贫困于城市人民。事实上也只有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方才基本上解决了三农问题。沙皇俄罗斯的三农问题在欧洲是特别严重的。十月革命前80%的俄罗斯农民都是文盲。

　　但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由于严重地错估了世界的时代形势，脱离了世界时代的实际，竟妄图在资本主义还决不会灭亡都时代用暴力消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们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并不是为了为了俄罗斯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而是为了在欧洲掀起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只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工人并未如他们所预期地那样，普遍发动革命，他们才不得不独自建设他们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

　　在夺得政权以后，用暴力夺取了资产阶级的财产，消灭了旧俄罗斯的本来就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什么难事。真正极其困难的，其实是如何改造作为小私有者的广大农民，使之事实上也变成为‘无’产者。他们认为从这些小私有者中间，每天都会有新的资产者产生出来，虽然这一点显然跟他们对于世界时代形势的判断直接矛盾。在一个每天都有新的资产者在大量产生的时代，怎么能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其垂死、没落的阶段？

　　简单地剥夺农民当然是行不通的。但是在最初，由于急于实现他们的脱离实际的主观目标，列宁等还是决定利用战时的困难，对农民手中的粮食进行了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征集制。他们宣布全国的粮食由国家绝对垄断，禁止一切粮食买卖，农民的全部‘余粮’必须按国家规定的几乎等于零的价格‘卖给’国家。起先是由工人组织武装的余粮征集队下乡征集，后来直接由军队进行。由于付给农民的钱极少，实际上等于是武装抢劫；而且留给农民的口粮也极少，甚至连种子粮也未留够。结果造成农民暴动不断。更严重的是，由于农民不再有生产积极性，终于在1921年，在俄罗斯的产粮区造成了人吃死尸地步的空前大饥荒。最后只好由革命文豪高尔基出面，向国际呼吁求援，并且得到了响应。截至1922年7月，单是美国政府的救济署，就运送苏联72万吨粮食等食品。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苏俄境内共计开设了15700个食堂。按照后来高尔基写的感谢信，美国救济署救活了350万儿童和550万成年人。但是虽然有世界各国的援助，仍然还是饿死了大约500万人。

　　战时共产主义制催化了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二、三月。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那里的农民武装暴动和所遭到的残酷镇压，使得该省的经济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为了镇压那里的农民、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当局甚至使用了毒气。1921年8月22日，一个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1921年2月28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2.6万名水兵暴动。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水兵们本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首先向冬宫开炮。

　　情况的严重迫使列宁不得不下决心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取消余粮征集制，代之以粮食税，允许农民拥有粮食，并且在市场上销售。但是剥夺农民的‘孽根’其实始终未尽。1922年春，苏联结束了战时余粮征集制以后，除以实物形态征收农业税，还通过强制性的买卖关系收购农产品。那时的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度具有压榨农民的性质，数量固定，价格严重低于生产成本，完全是强制性的。

　　后来斯大林强制进行农业集体化，再次造成了大饥荒，而且流放了农村中间大批较富裕的精英份子，往往人为地将他们置之于死地。集体农庄制度使得农民失去了进行抗争的可能，实际上成了苏联当局榨取农民，以便获取为当时所进行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的组织结构。集体农庄本身，甚至连组织自己的生产的自主权也没有，因为种植什么、何时播种、采取何种生产措施，何时收割等等，政府都有详细的规定。这是地地道道的官僚主义农业。

　　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却高得惊人。后来赫鲁晓夫进行农业改革，把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提供了7.49倍，肉食品收购价提供了15.69倍。由此就可见，改革前苏联政府榨取农民的惨烈。集体农庄的拥有一些自留地，但是也要缴纳实物税，而且是按自留地的产量交累进税！农民可以有果树和养奶牛，但是也都要向国家交实物税。

　　苏联的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农业政策，在二战之后造成了第三次饥荒。1953年全国人均粮食和人均肉食量都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然而全国的工业用粮却已经比1913年提高了许多倍。1952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只有官方公布的数字的69%。苏联曾宣布1952年的谷物产量达到13，000万吨，但是实际上这一年只生产了9000多万吨粮食。1953年又降为8250万吨。在三农问题严重的这一年，马林科夫却在苏共十九大上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苏联已经永远地解决了农业问题’！

　　所有这些使得赫鲁晓夫掌权后，不得不大力进行农业改革，降低了农业税，取消了强制性的义务交售制，代之以国家的收购制，大大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取消了农民种果树和养奶牛的实物税，自留地的粮食税也改为按面积征收。此外还大力开垦荒地。结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显著提高，农民的生活也大有改善。然而有人却说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使得苏联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虽然赫鲁晓夫的改革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苏联的农业状况，但是解放前的云南省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的秘密盟员龙云，到苏联考察农业时的所见所闻，却仍然使他大感震惊。结果竟然使他因‘诋毁苏联’的罪名被划成了‘右派’！大概是由于政治影响实在太坏，在他病危时，又唏哩呼噜地赶快为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经过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集体农庄已经不再纯粹是苏联当局管控和压榨农民血汗的组织结构。后来苏联政府也已经不再有压榨农民的必要。苏联后期，政府在农业上大量投资。虽然三农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农村依然远远落后于城市，但是农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结果出现了跟中国文革时正好相反的情况：在中国是城里的父母汇钱给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子女，帮助他们维持生活；在苏联却是在农村的父母汇钱给到城里生活的子女，让他们能过上较好的、更为文明的生活。

　　苏联溃解以后，许多集体农庄并未垮台。在叶利钦搞‘休克疗法’把城里职工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时，集体农庄的庄员却过得比他们好得多了。今后这些集体农庄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受到考验。经得住考验的就会日益发展壮大。今后俄罗斯也会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能够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是巨大的粮食出口国，然而在整个苏联存在期间，农业生产长期是个严重的问题。如今的俄罗斯又重新成了巨大的粮食出口国。列宁、斯大林为了不切实际的理想，嘴上说是工农联盟，而实际上却对农民采取压榨、剥夺的荒唐政策，这是关键。

　　解放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跟列宁、斯大林一样，并不是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心上，也一样是想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搞农业集体化，把农民改造成为实际上的‘无’产者。

　　因此之故，他决不可能接受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先生的建议。董1949年12月上书中央领导人，反对搞土改，因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不是土地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应该用破坏土地私有制，把农村耕地收归国有，然后再平分给农民去耕种。

　　董时进先生指出，中国的农村问题根本上是由于农村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劳力大量剩余所致。只有大力节制生育，广泛推广农业科技，同时大力发展工业，以便将农村的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才能真正解决农村问题。实际上这也就是后来国民党在台湾所搞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发展的道路。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已经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其实也正是按照当年董时进所提出的办法。

　　为了发动农民参加解放战争而搞土改，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在已经夺得了政权以后。如果真正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应该接受董时进先生的意见，改弦更张，保护农村生产力，搞和平的赎买式的土地改革，并且大搞科学种田。

　　土改以后国内到处播放苏联骗人的农村电影“幸福的生活”，对农民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其实当时党的干部们谁也不知道当时苏联农村的实际情况。是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方才挽救了苏联的农民和农业！

　　中国大搞斯大林主义‘革命’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工薪阶级的科技知识份子阶层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而广大农民群众却在事实上，变成了经济上的‘贱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连进城打工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农民擅自进城，是要被公安部门以‘盲流’的罪名押解回乡的。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是250万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到头来竟然是这种情况！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大会上非常正确地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最伟大的革命，即辛亥革命、1949年的解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改革开放(并不包括解放后所搞的的那种斯大林主义革命)。在这三大革命中，真正给中国人民直接带来好日子，使中国人民能在世界上昂首挺胸的，其实只有改革开放这一次。

　　在列宁的著名文章《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版，第四卷，第689-692页)的后半，列宁写道：“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s′engageetpuis…on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列宁引用拿破仑的话，意思是：先幹了再说，出水再看两腿泥。诚然革命家没有实幹的精神是不行的，但是事先总得有幹成了以后对国家、人民一定有利，大方向一定不错的把握才行。从列宁的余粮征集制和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使苏联人民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来看，却不免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拿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去做‘实验’的权利？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中也正是这样指责列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