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来的打工经济，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给农民带来了巨额财富，而且正在快速地改变着农村社会面貌，尤其变革着农村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若按时间来划分，打工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这一阶段里面，打工经济才刚刚兴起，尚未形成大的规模，且未给农村社会带来太大变化，第二个阶段为1990年代末期至今，在这十多年时间里，打工潮开始涌现，农村大规模人口外流到城市，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至1990年代后期，由于农民税费负担沉重，种田比较收益较低，进一步诱导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大批农田抛荒。进入21世纪以后，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及其他相关惠农政策的出台，使得务农收益较之前大大提高，曾诱使部分农民回流农村。然而，由于外出务工的比较收益仍然高于务农，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的现代性所诱惑，纷纷流入到城市，所以，尽管出现部分农民工（主要是中老年农民工）回流的情况，但总体而言，外出务工仍然构成了农民职业选择的主流。而正由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土地在受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甚至长期不变”制度的束缚下仍然有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能。在当前农村，由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他们的土地流转到了其他农民手里，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中壮年农民手里，促使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中农阶层，又可称为新中农。
所谓新中农，是指那些土地经营规模在10亩以上[1]、收入水平在村庄里面居于中等水平的农户。之所以将这一群体称为新中农，除了他们目前的土地经营规模、经济地位在村庄具有中等水平之外，还考虑到其与土改时期政治意义上的中农相区分。可以说，新中农更多的是一种经济社会分层，而土改时期的中农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政治意涵。在当下的村庄社会结构中，新中农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居于中等水平，而其政治地位则相对较高，其中有很多人都是村庄治理中的积极分子，担任着组代表、小组长、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等不同职务。可以说，新中农的政治地位与其经济实力是相配的，甚至还略高于其经济地位。与此相反，土改时的中农尽管在村庄经济地位上居于中游水平，但他们并不具有政治上的优势，其政治地位远不如贫农。

新中农的产生，主要有两个途径：第一，村民之间自发的土地流转。这主要是那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将土地转让出去。这种土地流转主要依赖于血缘、地缘和亲朋网络，比如将土地流转给亲戚、邻居、朋友等等。第二，村民与村组之间的土地流转。这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村民承包村组的机动田，另一种为承包组里的待分地（指长期外出务工经商未回村分田农户的土地）。

新中农群体在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后得到迅速壮大。税费改革之后，种田收入较为可观，再加上国家的各种惠农补贴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种田的欲望。所以，许多农户都争相要田，村里不仅再无抛荒现象，就连以前无人问津的“低洼田”、“砣子田”也被悉数瓜分一空。甚至连一些原来在外务工的农民也开始返乡种田。当然，由于务工的收益仍然要较务农收益高（尤其是近年来工价上涨较快），所以，税费改革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农民工回流，仅有一些在外务工日益困难的中壮年农民回村。中壮年农民具有体力、精力上的优势，他们能够经营较大规模的土地面积。这样一来，土地便大部分集中到中壮年农民手中，促进了中农阶层的壮大。

新中农群体具有一些鲜明的特性。比如，他们的年龄多在30-50岁之间，耕种土地面积所占比例较大，多为家中的顶梁柱等等。随着我国教育条件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改进，新中农群体的文化素养、土地经营管理水平将进一步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农群体与农村利益关系最紧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参政愿望，是国家惠农政策较大受益者，是国家政策在农村实施的基本、稳定的对接载体，成为农村社会中的保守力量。可以说，新中农群体是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农村社会在遭受长期打工潮和市场化袭扰之后仍然保持一定活力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我们常讲要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民，问题是什么是新农民？新农民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新农民？农村新中农的出现，恰好为我们培育新农民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抓手。在中国城市化速度和规模较为有限、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新中农群体将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给（外出务工农民因无法在城市立足，且随着年龄增大而难以继续在外务工，不得不返回家乡种田），所以，在可预见的30年内，新中农群体仍将活跃在农村社会舞台上。如此，新农民培育政策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新中农群体之上。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要促进农村土地自发、有序的小规模流转，让闲置土地集中到具有耕种能力和充沛时间精力的中壮年农民手上，促进中农阶层的壮大。同时，还应加强对新中农的技术服务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种田技能和水平，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要求。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